看過去這兩三年的經濟發展，主要有兩方面的特點：一方面是持續超常規的經濟增長，而且增長速度越來越快；另一個方面是經濟結構性矛盾越來越突出。這兩個方面是并行在一起發展的。中央政府和中央銀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到現在為止我們沒有看到非常明顯的效果，為什么？剛才這幾位經濟學家說的觀點，我覺得有一定的道理。在我看來，為什么會造成這個現象？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生產成本的扭曲。

　　過去三十年，我們做了很多改革，使我們在經濟增長和經濟效率方面的表現真正出現了根本性的改變。哪些是關鍵的改革呢？在我看來有兩個方面，一是我們在產品市場的改革改善了資源要素配置的機制和效率，由原來的計劃引導轉向市場引導。二是微觀層次的改革，解決了激勵機制問題和決策自主權問題。這兩個方面的改革使得我們經濟當中很多原來被壓抑的能量開始釋放出來，同時推動生產率的持續改善，因此實現了長期的高速增長。但是回過頭來看，要素市場的改革則明顯滯后。這其中有些可能是有意的政策安排，有一些則是無意的，是在漸進的改革過程中所發生的。但現在所表現出來的就是生產成本受到明顯的扭曲，基本上是被大幅度地壓低。

　　這里可以舉幾個簡單的、一般性的例子，我強調一般性是因為我們可以想到很多特例一步一步地改，不可能一步性地放開來，因此導致了現在勞動力市場的扭曲。而其中有一些制度，我想是政策有意而為之，比如說壓低土地、能源價格和提供稅收優惠。為什么要這么做？道理很簡單，我們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已經說過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硬道理是什么？對于政府官員尤其是地方官員來說就是GDP。

　　因此我們要回頭來仔細推敲宏觀經濟問題的關節點在哪里。如果成本被普遍壓低的話，后果又是什么？后果就是我們產業的利潤被明顯提高，企業投資、生產的激勵被明顯增加，很多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也會暫時增強。這可能導致了我們現在企業有很多錢，國家有很多錢，但老百姓沒錢，從而帶來了經濟當中的投資過度、出口過度、貿易順差太高和消費不足等。

　　這樣的經濟機制顯然是不利于平衡發展和消費增長的。怎么解決這個問題？我想有一些短期的辦法，還有一些長期的辦法。我在不同程度上同意前面幾位專家所說的觀點，其中之一就是他們都認為匯率應該調整。我也覺得應該調整，因為現在我們已經是一個大國，我們已經在國際上面對一個反應方程。我們再不能把我們快速增長的后果與韓國、臺灣幾十年前高速增長的后果相提并論。即使是為了保持出口的持續增長，我們也必須要顧及到國際市場的反應。

　　對于宏觀經濟政策的方針，我支持余永定教授所提出的“緊貨幣、寬財政”大方向。貨幣政策一直在緊縮，但現在已經存在高度不平衡的情況下，加息0.27個百分點，就不會有什么效果。因此在收緊貨幣政策時，必須要加大力度，這其中就包括人民幣升值的幅度可能也要增加。但是不是要像梁紅剛才說的，要在短期內大幅度地升值，這個我們可以考慮，要考慮經濟調整的短期成本，但是升值這一點我覺得是不可避免的。

　　財政開支需要大幅度增加，我國目前其實有很多地方需要開支，包括花錢，醫療、衛生、教育、基礎設施和技術進步等等，這些對我們今后的長期發展是有意義的。即使是簡單地給老百姓錢，也能增加他們的消費。另外增加財政開支恰恰可以用于緩解貨幣政策緊縮帶來的結構調整的成本。而我們的經常賬戶的盈余已經達到GDP的9%，所以說不是沒錢。

　　但是從長期的結構性矛盾來說，我覺得還是要回到前面說的關節點，解決我們經濟改革當中遺留下來的問題——怎樣消除我們要素市場的扭曲、成本的扭曲。

　　這些改革的意義在于最終讓要素價格由市場來決定，可以相信多數要素的成本可能會上升，在短期內意味著生產者的激勵可能會有所下降，經濟增長的速度也許會下降一兩個百分點。更重要的是這樣就消除了原來人為增加的對出口、投資的激勵，容易解決過度投資和貿易順差過大的問題。老百姓從生產中多得點好處，有利于消費增長。因此即使我們不能保持11%、12%的增長，而是持續更長的時間每年8%、9%的增長，可能對我們來說是更好的一個結果。(黃益平 花旗銀行亞洲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