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未來將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的通貨膨脹，“兩防”毫無疑問已經成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

　　讓中國經濟冷卻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在加快匯率市場化進程的同時，政府頻繁動用財稅、貨幣等各種手段，并且通過向國際輸出資本的方式擠去資產和價格泡沫，另一種是通過二次分配加快生產要素價格的改革，盡快實現財富向民間的轉移，以拉動內需市場，杜絕國民的后顧之憂。

　　通常認為，人均可支配收入短期內大幅提高是經濟步入過熱區間的一個標志。這是基于幼稚認識上的誤解，在勞動者權益得不到保障、市場預期模糊的情況下，勞動者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是通貨膨脹無法壓制的一個結果，而不是通脹的成因。那些認為我國的國民財富大幅增長的說法同樣昧于事實，在藏富于民方面政府一直做得不夠，甚至大多數無法享受資產收益的國民成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擔者，無法同步享受社會經濟進步的利益。

　　所謂國民收入增加使經濟失衡的說法更加站不住腳。以日本為例，從1960年池田內閣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由此奠定了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從制造大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經濟強國。解決收入分化的問題是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主要目標，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資制”，同時擴展了社會保障計劃，完善養老保險金，提高健康保險付給率，作為配套措施針對農業與中小企業制定了專項法律，縮小不同企業、不同階層之間利潤與收入的剪刀差，同時實行基礎建設與減稅等方案。到該計劃結束時，日本的最大特點是全體國民恢復了經濟信心，社會進入大眾消費時代，以往激烈的勞資等社會矛盾開始消解，民間私人產業投資興盛，失業率維持在1%左右，“平穩發展派”最擔憂的通脹難題等并未如期而至。

　　幾乎所有國家的起飛都經歷過類似的國民收入培增計劃。到目前為止，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最大的缺憾在于，沒有類似的計劃使國民財富同步增長，反而使國民成為改革成本的長期承擔者，并因此留下內需不振、經濟失衡、社會矛盾激化等種種后遺癥。當此經濟發展模式又一轉折之際，制訂類似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化解經濟體內的痼疾，中國經濟才能由大變強，藏富于民藏匯于民，自然消解了巨大的外匯升值壓力，從行政市場走向民間市場。也只有制訂了這樣的規劃，有關部門才能回答，發展為了什么這一根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