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解決職工工資偏低、增長緩慢、遭遇欠薪等問題，并建立工資正常增長和支付機制，最新的《工資條例》正在起草中。

　　可以預計，對于促進工資增長，新條例的作用點有幾方面：確定合理的最低工資制、解決工資拖欠問題、提高一線職工工資幅度。

　　眾所周知，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成為當前影響和諧社會的突出問題。這種不合理，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在國民儲蓄這塊“蛋糕”中，政府和企業所占比例不斷上升，居民所占比例不斷下降。中國社科院的一項研究顯示，1990年至2005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從53.4%降低到41.4%。

　　二是居民收入增長結構不平衡。據統計，2002年至2006年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年均增長12%，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快的時期，但多數公眾卻感受不到收入的快速增長，這恰恰說明了地區、行業、企業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在增大。

　　應該說，當前勞動力價格已基本由市場力量所確定，最低工資制、工資清欠制都只能緩解勞動者利益受損的程度，不能從根本上保障職工收入穩定增長、促進公平分配。而即使通過行政方法規定工資增幅，所影響的只是體制內為主的部分勞動者，對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多數人群則難以涵蓋。

　　由此，對工資增長，進行行政約束，或事后的政策矯正，都不能解決問題。正確的思路，是為勞動者收入增長和公平分配，營造出內在保障機制和政策環境。

　　首先，應促使政府宏觀政策逐漸轉向就業優先的目標。雖然經濟增長是解決發展中國家問題的基礎，但卻并非是就業的充分條件。就業不僅關系民生與福利、關系社會穩定，而且也是關系經濟長期均衡增長的前提�，F在，是時候適當放松緊繃的“增長之弦”了，先把增長成果落實到就業和收入增長上，體現“以人為本”的取向。在這樣的政策環境引導下，國民收入分配才會逐漸向勞動者傾斜，形成工資持續增長的基礎。

　　再就是改革工會的職能，促進勞動者利益談判能力的提高。在市場經濟體系中，工會是勞動力價格形成中的重要參與者，也是促使工資合理化的基本要素。工會的歷史職責就是“和平維權”，即以和平合法方式維護職工利益與安全。在勞動者處于弱勢地位的情況下，政府理應通過改革現有工會，或支持建立新工會，才能改變某些地方對“血汗工廠”的縱容，以及以改革之名侵犯職工利益的現象。這樣，也才能使勞資雙方在公平的游戲規則基礎上，理性探討工資增長問題，這也是多數國家處理勞資問題的制度前提。

　　還有，要強化財稅政策的公平目標，優化收入分配結構。要使收入分配更公平，財稅政策應是主要工具。多年以效率為先的財稅政策，帶來的是稅收年年超額增長，行政支出和投資支出的不斷增加，卻忽視了應有的公平目標。

　　現在，全面發展公平性的財稅政策，也是公共財政的需要。比如，在企業所得稅新規定中，合理的工資薪金支出均準予扣除。在確定“合理”工資的細則中，可以試圖引入區域、行業、企業的差別因素，增加橫向公平性，擴大或抑制工資增長空間。再比如，個人所得稅按家庭工資水平、區域工資差異等來確定起征點，也是促進公平的稅制改良。

　　總之，使多數人工資都合理增長、收入分配避免過度分化，這是改革成果與否的試金石。必須上升到發展戰略角度。(作者楊濤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