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綜合研究室副主任陳道富近日在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表示，當前社會上流動性過剩的程度有所減輕，但仍沒有根本扭轉。對此，利率工具應加強對貨幣市場利率的引導，人民幣升值要把握節奏，存款準備金率仍有上調空間。

　　過剩局面未根本扭轉

　　記者：今年以來，我國股市資金有供不應求的跡象。依您看，我國流動性過剩的局面是否有所改觀？

　　陳道富：從2002年開始，我國出現了流動性過剩局面。經過近幾年適度從緊貨幣政策的實施，社會上流動性過剩的程度有所減輕，但仍沒有根本扭轉，產生流動性過剩的根源仍沒有消除，反映流動性過剩的各項指標仍處于高位。2008年以來，我國股市出現較大幅度調整，但這并不意味著市場的流動性格局出現了逆轉。因為支撐股市快速上漲，流動性過剩是必要條件，但并非充分條件。當前股市調整則與大小非解禁、股市快速擴容、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出現不確定性等有關。

　　從資金角度看，由于企業資金狀況相對去年有所緊張，利潤增長速度有所放緩，居民儲蓄資金減少向股票市場轉移，1-2月份各項存款增加1.56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多增5647億元，股市資金的有效供給下降，導致股市內出現資金相對供給不足的現象。而由于我國股票市場尚未引入杠桿操作，股市波動并不會直接影響社會信用創造，因此不會導致社會流動性格局的根本逆轉。

　　記者：自去年11月份以來，央行實施信貸額度控制，相當多的中小企業開始反映資金緊張，這是否意味著信貸額度控制已影響到企業的融資需求？

　　陳道富：信貸額度控制并沒有顯著影響企業的融資，目前市場感覺到的資金緊張，更多的是與結構性因素和前幾年過于寬松的資金環境有關。實際上，從企業的外部資金來源看，并不緊張。從數量上看，截至3月20日，企業各項外部融資(不含國債、各種委托貸款、私募股權融資、FDI流入)為15007.7億元，同比增長35.9%；從資金價格上看，雖然銀行貸款利率相對法定貸款利率有所上漲，但這主要不是資金供求逆轉造成，而是銀行客戶群體發生變化所致，國有大型企業集團增加了企業債、短期融資券的融資份額，銀行的貸款投向更多集中于其他企業，要求的資金價格相對提高。

　　實現通脹目標需付出足夠代價

　　記者：在這種流動性過剩局面不改的情況下，您如何看待當前的通脹形勢？

　　陳道富：當前的通貨膨脹形勢仍然較嚴峻，但僅從2月份的數據還不能說明通貨膨脹形勢出現明顯惡化。據國家統計局測算，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2月份核心CPI漲幅為1.0%，與去年下半年以來的態勢和漲幅基本一致。我認為，勞動者收入不足以構成對產品的過度需求，不會成為拉動價格上漲的主導因素。國際商品價格加速上漲也不可持續。通脹預期雖然在一定幅度能自我實現，但在老百姓相當一部分資產已轉移到股票、房地產等領域時，預期在商品領域產生的自我實現程度并不會太大。在部分糧食、原材料、能源等目前較為短缺的領域，可能會加劇市場短缺，有必要密切關注。當前重點是繼續加緊收縮市場上過剩的流動性，整頓市場秩序，防止囤積居奇和哄抬物價，同時對低收入群體提供足夠的財政補貼。

　　記者：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通脹目標(4.8%左右)能否實現？

　　陳道富：我覺得應該辯證看待4.8%的通脹目標。一方面，只要愿意付出足夠的代價，4.8%的通脹目標完全可以實現。以8%的經濟增長速度來測算，4.8%的通脹目標是完全有保證的。另一方面，當前物價上漲有一定的合理性，只要對低收入群體提供足夠的補貼，不形成加速型通貨膨脹，這種通貨膨脹就不會超過社會的承受范圍，并不可怕。如果拘泥于具體的通脹數據，過多使用價格管制措施，就有可能加劇價格扭曲，不利于經濟的有效運轉，或者付出經濟增長大幅下跌的代價。

　　三率上調空間有別

　　記者：應對這種通脹形勢，央行是否應該繼續加息？

　　陳道富：近期，由于美聯儲大幅下調利率，中美利差問題進一步嚴重。社會上對加息刺激熱錢流入的擔憂很大。但我們應該看到，各種計量模型顯示，當存在資本管制時，當匯率升值幅度一定，在一定幅度內提高中美利差，引起的熱錢流入規模并不大。如果僅僅為了規模不大的套利(差)熱錢流入，而放棄利率工具，引起資產價格的波動，反而會吸引更多的盯著資產價格上漲的熱錢流入。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央行控制的是存貸款利率，并不是國際上通行意義上的貨幣市場基準利率，更像是一種價格管制措施。因此，我們的利率工具不但要反映管理當局對資金供求調控的意圖，而且還要反映通貨膨脹預期以及宏觀經濟形勢變化導致的風險補償變化。在我看來，利率工具應加強對貨幣市場利率的引導，而不僅僅是調整存貸款利率。

　　記者：人民幣升值是否能夠抑制通脹？

　　陳道富：人民幣匯率升值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國際商品價格上漲對我國物價的影響，但短期內在美元大幅貶值、國際投機勢力推動價格呈現指數上漲期間，匯率的小幅升值，對沖作用有限，而大幅升值將對中國經濟造成過大影響。當中國因素成為影響世界商品市場增量供求的主要考慮因素之一，以人民幣升值來緩解國際市場沖擊，只會進一步加劇世界商品市場的供求緊張狀況，引起世界商品價格的更快上漲。

　　記者：目前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已達到15.5%的高位，其上調空間是否有限？

　　陳道富：目前存款準備金率與歷史上最高的16%(1998年兩率合并前，法定存款準備金率13%、備付金率3%)只差0.5個百分點，但并不意味著它已沒有上調空間。如果將存款準備金率上調空間理解為僅使其發揮深度凍結流動性的常規工具作用，那么，只要基礎貨幣增長率超過金融機構資產增長速度，存款準備金上調就不會引起金融機構資產多倍收縮，產生“猛藥”的調控效果。從成本影響的角度看，提高存款準備金率表面上提高了金融機構的運行成本，是對金融機構的變相征稅。但實際上，之所以要使用這個工具，是由于流動性過剩和金融機構資產擴張過快。在流動性過剩的環境下，金融機構獲得了超過貨幣正常供應情況下可獲得的資產擴張收益，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只不過使這種收益有所減少而已。(高建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