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18日電《香港商報》4月18日發表文章說，在美中經貿關系上，美方仍集中要求中國加快人民幣升值和開放市場(尤其是金融業)，保爾森還表示歡迎人民幣加快升值。中方則要求美方放寬對華出口限制，減少貿易及投資障礙和開放市場。總之，對話不能單是美方向中方施壓，中方也應強化對美方的反要求。

　　文章摘錄如下：

　　4月初美國財長保爾森訪華，為年中的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作準備。雙方談到一系列的經貿關系問題，保爾森還在中科院發表了關于能源與環境的合作伙伴關系演講，顯示這領域乃兩國目前的合作重點。在這方面兩國已有十年計劃，共同進行科技創新和應用，以提高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及可持續性。但在其它方面，雙方仍有很多分歧，短期內難有協議達成。

　　在經貿關系上，美方仍集中要求中國加快人民幣升值和開放市場(尤其是金融業)，保爾森還表示歡迎人民幣加快升值。中方則要求美方放寬對華出口限制，減少貿易及投資障礙和開放市場。總之，對話不能單是美方向中方施壓，中方也應強化對美方的反要求。例如在匯率上，中方應如歐盟般要求美國穩定美元，勿再放任其貶值；在市場開放上則應要求節制反傾銷、反補貼及337條款等變相保護壁壘的運用，并消除對中國在美直接投資的政治干擾。美國的保護主義情緒在大選年更形高漲，不單貿易保護措施日多，對投資的保護同樣在強化；過去有中海油事件，今年又有華為收購3COM受阻，而且還正就主權財富基金制訂監管規則，中國的投資也將受到影響。

　　總之，中方必須堅持對等原則：開放市場及消除壁壘應要雙邊并進，若美國不在反傾銷等措施及投資干擾上作出重大改變，則中國無必要對美擴大開放。特別是金融業涉及金融、經濟穩定以至國家安全，對開放尤須審慎，以防歐美的金融問題(如次按及證券化等)乘虛而入。此后，美國既要強化監管財富基金，中方也應同樣對待歐美的對沖及私募基金，不符要求的不能由QFII或其它渠道進入中國市場，也不能讓QDII向其投資，從而保障中國的投資者及市場安全。

　　對于美方的一些觀點，中國也應從理論層面上加以澄清，以防被似是而非的東西誤導。如在人民幣方面，美方指加快升值有利減低通脹，并令幣值更能反映經濟基礎，也不會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實際情況是：

　　一、目前的國際商品主導型通脹具有比價調整的特點，故不宜以升值抵銷，否則是變相補貼而不利于節能減耗。

　　二、升值的不利影響因漸進升值及企業采取抵銷措施而減緩，且在一定程度內，出口放緩的影響也可由增加內需抵銷，但若升幅累積更大，不利影響將更快甚至會突發性浮現。

　　三、目前中國國際收支的雙順差格局，反映了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出口能力日強，和利用外資追趕先進的兩大歷史性轉變，人民幣升值未必能加以改變，如當年日圓在廣場協議下被逼升值后，日本的順差亦未有明顯減少。現時問題其實是在美國既不思進取提高競爭力，反力圖以貶值(如逼人民幣升值等)來脫困，乃“香蕉共和國”的低劣行徑，但最后必被通脹高升及美元危機并發所阻，脫困不成反更深陷。

　　為打開中國的金融市場，美國一直鼓吹金融自由化，并向西方開放資本市場，指由此提高市場效率，可增加回報而減低預防性儲蓄，但如不這樣做將影響發展云云。是次訪華，保爾森仍重彈這些老調，卻顯然與時勢相違。最近歐美的金融危機已引起了加強監管的呼聲。索羅斯指自1980年起的放開監管終釀危機，英國評論家馬丁•沃夫亦指，貝爾斯登事件反映自由化已走到盡頭，歐美也再難向中印等國兜售自由化。

　　美國有的是單邊思維，只強調自由化之利卻忽視其風險：自由化可提高回報，卻也可令人傾家蕩產。中國正因未有自由化才能在1997年及目前的危機中受影響較輕。因此，在歐美未理順其金融體系，和未建立有效的國際監管體系前，中國不宜全面開放金融。過高儲蓄影響發展之說更屬無稽：中國正因高儲蓄帶動了高投資及高增長，避免了如美國般走上高負債的借貸型經濟之路。美國狀況實已一塌糊涂，保爾森還有顏面去訓導別人，面皮之厚確令人驚訝。無論如何，中國今后對美國言論應有更高警惕，更應視美國情況為反面教材。(凌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