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崇年談明亡清興:明末三帝與清初三帝差距太大(2)

　　◎ “官民關系”之一◎

　　-官民矛盾導致中原民變是明亡的另一個原因

　　-官民矛盾的三個例子:賣官鬻爵；無地立錐；災荒嚴重

　　明朝滅亡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原的民變，其重要原因在于官民的矛盾，而嚴重自然災害加深與激化了官民的矛盾。官民矛盾，試舉三例。

　　賣官鬻爵。崇禎朝吏部尚書周應秋，公然按官職大小，秤官索價，賣官鬻爵。他“每日勒足萬金，都門有‘周日萬’之號”(文秉《先撥志始》卷下)。官員花錢買官，做了官之后，就搜刮百姓，斂財還債。吏、兵二部，弊竇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賄賂，文武俱是一般。近聞選官，動借京債若干，一到任所，便要還債。這債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剝民了。這樣怎的有好官，肯愛百姓！”(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卷四八)這話出自崇禎皇帝之口，可見問題的普遍性和嚴重性。

　　無地立錐。官員貪，百姓呢？老百姓的土地被占了，有的地方田地“王府有者什七，軍屯什二，民間僅什一而已。”(《明神宗實錄》卷四二一)簡直就是“惟余芳草王孫路，不入朱門帝子家”(汪價《中州雜俎》卷一)，就剩下長滿青草的道路，還沒有歸于王孫貴族之家，剩下的已經沒有寸土屬于百姓了。于是出現這樣一幅黑暗圖畫：“富者動連阡陌，貧者地鮮立錐。饑寒切身，亂之生也。”(《明清史料》甲編，第一○本)這樣，貧富兩極分化，社會矛盾尖銳。

　　災荒嚴重。赤地千里，危機加劇。“亢旱四載，顆粒無收，饑饉存臻，脅從彌眾。”(楊嗣昌《楊文弱先生集》卷一○)饑民吃泥土、吃雁糞，甚至易子而食，析骨而爨。鬻人肉于市，腌人肉于家，人剛死而被割，兒剛死而被食。史料記載：

　　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樹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山中石塊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曰：“死于饑與死于盜等耳，與其坐而饑死，何若為盜而死，猶得為飽死鬼也。”(《馬懋才備疏大饑》，載《明季北略》卷五)

　　◎ “官民關系”之二◎

　　-明朝官逼錢糧，而清則按人丁分給土地

　　-饑民被迫舉義，揭開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帷幕

　　相反，后金——清處在上升時期，雖也有官民矛盾，但并不突出。后金進入遼河流域腹地后，發布“計丁授田”令，部民按丁分給土地。后金——清用八旗制度 ——固山、甲喇、牛錄三級組織，將女真——滿洲人編制在一起，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如“出兵之時，無不歡躍，其妻子亦皆喜樂，唯以多得財物為愿”(《建州聞見錄》)。這同明民“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地立錐”，明軍“人人要逃，營營要逃”(《熊襄愍公集》卷三)的社會景象形成鮮明的對比。

　　官逼民反。民不聊生，官逼錢糧。財政緊缺，加緊搜刮。下面講三個故事。

　　明大學士、首輔劉宇亮自請往前線督察，抵抗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軍。他率軍隊過安平，得報清軍將到，嚇得面無人色，急往晉州(今河北晉縣)躲避。知州陳宏緒閉門不納，士民也歃血宣誓不讓劉宇亮軍進城。劉宇亮大怒，傳令開城門，否則軍法從事。陳宏緒也傳話給大學士劉宇亮說：“督師之來，以御敵也！今敵且至，奈何避之？芻糧不繼，責有司；欲入城，不敢聞命！”(《明史·劉宇亮傳》)知州陳宏緒將避敵逃生的大學士、宰相劉宇亮拒之城外。劉宇亮惱羞成怒，上疏彈劾陳宏緒。“州民詣闕訟冤，愿以身代者千計。” (《明史·劉宇亮傳》)

　　李清路過山東恩縣，親見官吏“催比錢糧，血流盈階，可嘆。”(李清《三垣筆記》卷上)！

　　到崇禎帝即位之年(1627年)，“秦中大饑，赤地千里”(《鹿樵紀聞》卷下)。饑民被迫糾眾墨面，闖入澄城縣衙，殺死知縣張斗耀，揭開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帷幕。

　　有官必有民，有民必有官。官與民，既有利益矛盾，又有利益相同。但是，官民矛盾主要在官。

　　老百姓實在活不下去了，就出現“官逼民反”現象。官民分最突出的表現是，百姓被逼，鋌而走險。崇禎皇帝在大災之年，沒有采取有效措施，緩解官民矛盾，而是加以激化。

　　◎君臣矛盾之一◎

　　-崇禎帝上臺后，先誅閹黨，后來又信任太監

　　-殺死袁崇煥等能臣

　　民族分，加深官民分；官民分，又加深民族分。它們的背后，則是君臣分。

　　君臣分，甲申之變，明朝滅亡，農民起義與滿洲興起是外在的兩個因素，執政集團內部的君臣分，則是其內在的因素。

　　明朝執政集團有兩個腫瘤：一是宦官專權，二是朋黨之爭。萬歷帝、天啟帝、崇禎帝就是在國家危難之際，宦官專橫，朋黨爭吵。崇禎帝上臺后，懲治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僅作個案處理，而沒有涉及宦官制度。他后來又信任太監，派太監監軍，使萬歷、泰昌、天啟三朝的宦官問題重演。由于執政集團內部的君與臣分，君臣之間或明或暗地搏殺，從很大程度上消耗了明皇朝核心實力，慢慢地腐蝕了支撐朱明江山的基礎。這就使得如清文館降清漢官所說的：“在事的好官，也作不的事；未任事的好人，又不肯出頭。上下里外，通同扯謊，事事俱壞極了。”(《張文衡請勿失時機奏》，《天聰朝臣工奏議》卷下)明朝也有能臣，遼東如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他們都沒有好下場。熊廷弼被“傳首九邊”，孫承宗被逼辭職還鄉，壯烈而死，袁崇煥則身遭磔刑。

　　而袁崇煥恰恰能夠做到“官民合”，取得了寧遠大捷。在整個過程中，文武、將帥、官兵、軍民等關系，可以說，做到了人合。袁崇煥是文官，他同武將滿桂、祖大壽、朱梅、左輔、何可綱等，在整個寧遠保衛戰過程中，協調一致；他“刺血為書，激以忠義，為之下拜，將士咸請效死”；發動軍民，堅壁清野，兵民聯防，編派民夫，供給守城將士飲食；又派衛官裴國珍帶領城內商民，運矢石，送彈藥；派諸生員，組織民眾，巡察街巷，搜索奸細。先是在遼東的諸城——撫順、清河、開原、鐵嶺、沈陽、遼陽、廣寧，都是由于“內應外合”才失陷的。而“寧遠獨無奪門之叛民，內應之奸細”。寧遠之戰，軍民一體，相互合作，同心同力，取得勝利。

　　因此，朱明覆亡是從朱元璋開國以來各種弊端累積的總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