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文化創新是消除“中國威脅論”必由之路

　　演講人：王岳川 演講地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王岳川，四川省安岳縣人，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書法研究所所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復旦大學等十所大學的客座教授。

　　主要著作：《發現東方》、《文化輸出：王岳川訪談錄》、《后東方主義》、《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西方文藝理論名著教程》、《藝術本體論》、《文藝學美學方法論》、《后殖民與新歷史主義文論》、《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二十世紀西方哲性詩學》、《后現代后殖民主義在中國》、《王岳川文集》(韓國4卷本)、《西方藝術精神》、《20世紀西方文藝理論叢書》(主編9卷本)和《當代西方最新文論教程》。在中外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約400余篇。

　　開場白

　　沒有文化的人類歷史是無法想象的，任何民族都離不開文化；任何個體無法脫離文化，個體總是需要認同某種文化，沒有文化的個體人生是不可能的。大到國家、民族，小至每一個歷史時空中的個體，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文化的存在，文化環抱著人邁向自己的未來，個體通過自己的作用承擔起所屬文化圈的職責，并將自己所屬文化發揚光大；任何文化選擇并非輕松隨意的，文化鏈條的斷裂總是會帶來形形色色的文化失語。

　　對今天的中國而言，大國文化戰略與國家文化軟實力提升問題，已經不是一個可忽略的問題，而是一個必須正視和重視的重大文化戰略問題。

　　從文化冷戰到文化熱戰

　　軟實力對世界各國制定文化戰略和國家戰略是一個重要的參照系。表面上文化確乎很“軟”，但卻是一種不可忽略的偉力。任何一個國家在提升本國政治、經濟、軍事等硬實力的同時，提升本國文化軟實力也是更為特殊和重要的。

　　文化軟實力是美國前國防部官員約瑟夫·奈提出的。

　　他認為，軟實力的來源有四個方面，即制度、價值觀、文化和政策，實際上四者都可以歸屬于廣義的文化。約瑟夫·奈強調中國軟實力的上升不是威脅，他不認為多數美國人會將中國不斷上升的軟實力視為一種威脅，“存在著中國軟實力和美國軟實力共同增長的可能性，它們不一定是對抗的”。

　　中國在尋求提升自身文化軟實力，以及中國文化在海外的吸引力的過程中，積極開展以中國語言、文化和思想等的推廣活動為代表的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這樣的外交活動有助于展現中國文化魅力，激發外國公眾對于中國文化的興趣并幫助他們了解中國的價值觀與文化，消除他國對于中國崛起的擔憂與戒備以及樹立一個文明的、負責任的、值得信賴的中國形象。

　　軟實力對世界各國制定文化戰略和國家戰略是一個重要的參照系。表面上文化確乎很“軟”，但卻是一種不可忽略的偉力。任何一個國家在提升本國政治、經濟、軍事等硬實力的同時，提升本國文化軟實力也是更為特殊和重要的。

　　當代中國文化與發達國家經濟的關系呈現出相當復雜的形態。

　　正如珀金斯《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所揭示的：在美國出現的“經濟殺手”披著經濟學家、銀行家、國際金融顧問之類的合法外衣，其實卻為美國全球霸權的戰略服務，他們拉攏控制他國的政治與經濟精英，向他們提出蓄意制造的錯誤的宏觀經濟分析和產業投資建議，誘騙發展中國家落入預設的經濟陷阱，從而控制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和自然資源。近來美國《混合語》雜志不斷曝料：美國中央情報局在1996年后加緊了對第三世界學術界的滲透，出巨款讓一些人宣傳推進全盤美國化，打壓第三世界那些保護和振興本民族文化的人。

　　在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的《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一書披露：為了滲透美國的霸權思想，中央情報局在文化領域展開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文化輸出活動：舉辦講座和研討會，創辦學術刊物，開設圖書館，資助學者互訪，捐助講座教授位置等。

　　實際上，冷戰本質上是一場文化戰爭，就連西方內部，文化冷戰也從未斷絕。戰后美國文化強勢進入歐洲，包括西歐和東歐。但是，歐洲文化絕非被動全盤接受文化美國化，法國、德國、加拿大等國家一致致力于維護本國本民族的文化，尤其以法國為甚。為抵制美國文化的入侵，保護法國文化，針對美國在關貿總協定的烏拉圭談判中提出的文化產品貿易自由化，法國堅持“文化例外”政策，反對將視聽產品納入世貿組織貿易規章制度中。法國為此對歐洲各國進行不懈的游說，終于使得1993年歐洲議會采納了“文化例外”原則。2001年12月2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通過了《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該宣言第五條規定：“文化權利是人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創造多樣性的繁榮有賴于文化權利的全面實現。”

　　今天，應對從文化冷戰到文化熱戰的重要方式就是進行文化戰略的研究。二戰以后，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文化產業發展迅猛，根據聯合國的一項統計，1980年到1998年，世界印刷品、文獻、音樂、視覺藝術、電影、攝影、廣播、電視、游戲和體育用品的年度貿易額從953.4億美元，增長到3879.27億美元。文化發展之快可見一斑。

　　當前，中國政府對于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問題有著自己的主張，提出了中國自己的文化安全觀，改革開放以來歷任國家領導人的文化立場，多在于強調合而不同，求同存異，鼓勵和加強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文明對話。中國也開辦了孔子學院和語言文化學院，希望有3000萬甚至3億的外國人都來學漢語。然而比起周邊日、韓政府目標明確且咄咄逼人的文化政策，中國的文化政策層面卻顯得氣象不足且特征不夠鮮明。

　　近些年來，中國經濟日漸崛起令世人矚目，與之相匹配的文化魅力和影響則亟待拓展。有數據表明，目前美歐占據世界文化市場總額的 76.5%，亞洲、南太平洋國家19%的份額中，日本和韓國各占10%和3.5%。美國文化產業創造的價值早已超過了重工業和輕工業生產的總值。中國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我們需要培養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識分子和文化工作者，他們知道什么是最中國的、最優秀的、最能成為世界性的文化；知道什么是全球市場；知道誰在消費中國，誰在了解中國，否則很可能將導致文化生產過剩或者錯位。

　　文化傳播機制是一個大問題。美國用三大片(薯片、芯片、影片)策略就征服了世界。從1996年開始，美國的文化產業已經超過航空、重工業等傳統領域，成為美國最大的出口產業。美國的文化產業已經占美國GDP的25%左右。這種情況下，中國不得不借鑒西方的模式，如制作模式、宣傳模式、廣告模式、營銷模式、收回成本模式等。

　　最近幾年，一些中國電影逐漸走出國門，在為世界所認知的同時，也贏得了部分海外市場，其中貢獻大者如張藝謀、陳凱歌等。但恰恰是這些大踏步走出去賺取海外票房和美元的電影導演，在很多人眼里，他們的作品不僅“媚洋”、“求大”，而且“沒有思想”。結果，錢投得越來越多，電腦制作越來越虛假，畫面越來越殘酷。成本越高，就越期待從市場獲得高回報。這在美學上被稱為“形式取代思想”——即以形式的視覺狂歡取代了思想的深層感動和內在靈魂的拷問。面對美國文化三片齊下的文化戰略，中國文化在相當長一段時期處于“失聲”狀態。

　　中國文化要出好作品，不能僅僅停留在號召意義上，也不能僅僅停留在模仿層次上，必須批量生產，規模推出文化精品，這就需要市場的投入。但文化市場也是個難題，因為中國人懂文化的不懂市場，懂市場的不懂文化，甚至是懂文化的看不起市場，懂市場的也看不起酸文人。

　　因此，需要解決以下四個層面的問題：第一，官方應有文化的高度。第二，熟悉市場，了解西方和全球的市場，知道誰在消費和需求中國的東西，否則就會導致產品過剩或者嚴重錯位。一方面，一些人受“名牌”機制影響，人云亦云，喜好消費那些宣傳海報里的商業“大片”；另一方面，相對于全國平均收入水平，文化產品總體上仍屬于奢侈品，很多人受經濟條件約束卻消費不起。這些都制約了文化生產和文化消費的良性發展。第三，中介環節問題，主要是體制性問題，需要有一種彈性的合作性的制度、財務制度等，否則從事文化產業的人最后很可能是債臺高筑，官司纏身。第四，專業和思想的介入，即邀請一批真正的專家、學者和撰稿人，吸收、改編他們的思想以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