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晚年被痛苦困擾 想跳窗不愿"用嘴活著"(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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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境

　　“明白了,但精神已經殘廢了”

　　日常事務日益增加。1952年6月,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成立,曹禺任院長。

　　這年年初,周恩來總理找曹禺作了一次長談,詢問了他的生活和創作情況。已經5年沒寫出新作的曹禺提出,想寫知識分子的改造。周恩來認為這個主題很重要,值得寫。

　　1952年,曹禺在北京協和醫院蹲點體驗生活三個月,做了大量的調查,各種記錄就記了20多個筆記本,在此基礎上創作了他建國后第一部劇作《明朗的天》。事后被稱為是一部“勉強適應時代但真誠的創作。”

　　對曹禺來說,這次創作是十分艱難的。田本相說,曹禺過去寫劇本,常常是先涌現一個人物,一個場面,逐漸地形成整個劇本的結構,沒有事先預定的主題。寫《明朗的天》就不同了,據當時一位記者記述,“寫作之前,曹禺同志就明確了自己寫作的思想意圖,明確地認識到知識分子必須在黨的教育下進行思想改造。”

　　“文革”之后曹禺對田本相回憶寫《明朗的天》時曾說:“我自己都不知道要怎么思想改造,我怎么寫”。曹禺晚年已經明白,但他也對田本相說,自己猶如“王佐斷臂”,“明白了,但精神也已經殘廢了”。

　　三年困難時期,所有劇團都被下達命令,要寫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弘揚艱苦奮斗的精神。1960年,曹禺帶著于是之和梅阡,合作寫出了《膽劍篇》。《膽劍篇》當時也引來不少好評。但周恩來提出,這部作品沒有讓他再像過去那樣感動,“作者好像受了某種束縛,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

　　1961年,周恩來對曹禺提出,希望他能寫一個具有新意的王昭君,歌頌民族團結。歷來昭君出塞在戲曲中都是悲悲切切的形象,而曹禺要反歷史題材而行之,塑造一個“笑吟吟的王昭君”。

　　當年夏天,曹禺就到內蒙去體驗生活,為《王昭君》的創作搜集資料。因為“文革”爆發,直到1978年《王昭君》才創作完成。對這部話劇褒貶不一,批評者認為不真實和過分美化。梁秉堃說,當時香港就有人批評,“這不是曹禺的作品,肯定是偽作”。

　　萬方最近整理父親的資料,發現60年代北京附近發洪水,曹禺還去寫過抗洪。他留下了很多筆記,記錄群眾怎么抗洪,有些什么事跡,但最后沒能寫出劇本來。

　　曹禺一度還準備寫一個勞動模范,是個街道小副食店的售貨員。為了體驗售貨員的生活,曹禺跑去副食店給人打醬油打醋,最終也沒寫出來。

　　“他去寫個抗洪或勞模的劇本,跟他寫《雷雨》或《北京人》,這中間的差距實在是太大了,有難以跨越的鴻溝。他的創作不是這么寫的,《雷雨》和《日出》是從他真心里流露出的東西。他永遠無法從這種隔他很遠的生活里,寫出讓他覺得站得住的東西。”萬方說。

　　“我認為我父親解放后的幾部作品跟他之前的作品,確實完全不在一個水準上。可能很多人都認同這個看法。”萬方說,寫王昭君的時候已經是粉碎“四人幫”之后,那時的曹禺仍然是一個完全被異化,被扭曲的人。“一直到死,他都沒有真正回復到他寫《雷雨》時候的那個自由自在的靈魂。”

　　萬方說,這不是她父親一個人的悲劇。例如晚年研究服飾史再也不寫小說的沈從文,轉向古文研究的曹禺大學同班同學錢鐘書,這是一代知識分子相似的際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