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聯軍拋出圈套論為洗劫火燒圓明園開脫?(圖)(2)

　　人質玄機

　　聯軍拋出圈套論,是為后來的洗劫火燒圓明園開脫?

　　當圓明園內的珍寶文物,喚起入侵者內心瘋狂的欲念時,清朝的欽差大臣恒祺正在猶疑著如何處理手中的英法人質。

　　以巴夏禮為首的三十余名人質,是在1860年9月18日一次談判破裂后被扣押的。在此之前,北塘和天津都已相繼失守。清廷決定派出談判代表桂良,在天津與英法聯軍議和。道歉、賠償和簽訂《天津條約》之外,入侵者還要求進京面見皇帝。但桂良堅持入京的儀式必須聽從清政府的安排。

　　在談判進行過程中,英法聯軍并未停止向北京的進犯,并利用清朝的恐慌心理,一步步提出更高的訴求:1000人的軍隊進京,并將外交國書直接遞交中國皇帝——自馬戛爾尼乾隆朝期間使華開始,如何覲見中國皇帝,一直是個聚訟不休的話題,學界通常貼給清朝迂腐與自大的標簽,獲得列文森獎的《懷柔遠人:馬戛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沖突》(美國學者何偉亞著)是一個罕見的例外,他反對那種文化差異導致沖突不可避免的論點。

　　英法聯軍已經挺進到北京郊外的通州,怡親王載垣開始接替桂良,成為新的談判代表,談判地點也改在了通州。在談判進行過程中,天津的河西務鎮遭到了英法聯軍的洗劫。9月18日,英法聯軍率先發動了進攻,理由是清軍在為伏擊他們做準備。無論如何,談判是最終破裂了。重起戰端之后(事實上英法聯軍一直沒有停止入侵),英軍談判代表巴夏禮等人,被清兵捉住,成為人質。

　　徐中約在《中國近代史:1600-2000中國的奮斗》中稱,“巴夏禮在離北京約10英里處的通州遇上了新任欽差大臣怡親王,并在爭執中侮辱了親王。就在此刻,天津知府被英軍士兵扣押的消息傳了過來,怡親王下令拘押巴夏禮作為報復。”不過,在巴夏禮的事后描述中,他是被主戰的僧格林沁所捕獲的。

　　在事后的記載中,英法聯軍一直指責清朝在談判中背信棄義,設立了圈套。法國岡城大學歷史教授泰西埃則認為,聯軍的自我辯解誤導了很多史學家,其實他們在通州拋出圈套論,只是為后來的洗劫火燒圓明園開脫,是英法聯軍預先炮制出來用以指責中方欺詐,并為他們后來所犯下的罪行辯解、轉嫁,求得寬恕。

　　聯軍很快洗劫了通州張家灣,9月21日,在八里橋決戰的勝利,使入侵者的槍炮近在咫尺地對準了北京厚厚的城墻。提供補給之后,英法聯軍劫掠了圓明園。武力的威懾之下,巴夏禮等人陸續被放出,但其中也有部分人質已被處決。

　　北京城門也向入侵者打開了。在與傲慢的英法聯軍打交道中,恭親王奕��不得不節節退讓,對圓明園被洗劫的抗議毫無成效,以為人質遭到虐待尋求賠償的名義,白銀的索取陡然又增加了50萬兩,英國對華全權專使額爾金還威脅要鏟平整座圓明園。雖然恭親王表達了請求,額爾金還是于10月18日下達了焚燒的命令。

　　“額爾金作出這個要燒毀圓明園的嚴重決定,全是依照他自己的意思行事,并沒有得到盟軍法國的同意。事實上,法軍統帥葛洛斯并不同意用這種極端的報復行動來破壞和談的氣氛。”臺灣歷史學者汪榮祖在《追尋失落的圓明園》中認為,英國人最終要燒毀圓明園,為的是讓咸豐皇帝痛心。

　　堂皇的焚燒

　　“火光映照在士兵臉上,使得他們活像一群魔鬼”

　　對圓明園的焚燒,是在清軍失去抵抗能力情況下,明目張膽的一次行動。英軍為此事先張貼了布告,并動用很多搬運車將圓明園和附近官邸內剩下且可以搬走的珍寶文物,全部搬走了。

　　雖然這最后一次對圓明園的有組織劫掠,收獲甚大,但仍有部分物品成為接下來烈火中的犧牲品。當分布在圓明園各處的士兵,將手持的火把拋向大多以雪松搭蓋的圓明園諸建筑時,火勢迅猛燃燒成片。

　　一個叫哥頓的英國上尉在家信中說,“你絕對不能想象,我們燒毀了這個美麗而雄偉的地方。將之燒毀使人心酸,事實上,這些宮殿非常龐大,由于我們必須要在限定的時間內完成任務,使我們無法徹底地掠奪。大量黃金裝飾當做黃銅被焚燒。很不幸,這對軍隊來說是一個讓軍紀喪盡的任務,每一個人都因為掠奪而變野蠻了。”

　　家信中透露出對焚燒影響劫掠的遺憾,雖然他也認為劫掠和焚燒一樣,是野蠻的行為。這樣一種幽暗的復雜心情,在下令焚燒者的公開聲辯中,卻難覓其跡。額爾金沒有任何自責,他在焚燒開始后一周的一篇公文中說:“因為幾乎所有貴重物品都已經被拿走,軍隊到那里絕不是為了搶劫,而是通過一個莊嚴的補償行動,來表明它被可惡的罪行所激起的憎惡和憤慨之情。這一懲罰并不針對人民,相對而言,人民是無罪的。這一懲罰只針對皇帝,他個人在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中負有直接責任；這不只因為俘虜在圓明園受到虐待,還因為他最近頒發詔書,說什么取一個外國人頭可獲一筆賞金,還宣布他決定把他最后的銀兩拿來充做此種兇殺的賞錢。”

　　“正義通常都是屬于最后的勝利者。”汪榮祖有這樣的慨嘆。甚至于在當下中國學界和媒體圈內,額爾金譴責并放大中國對戰俘虐待的論點,都有相當的市場。汪榮祖表示,沒有證據顯示,清朝當權者下令虐待歐洲戰俘,恰好相反,刑部9月18、19日的檔案顯示,他們不僅要求“不可以虐待和羞辱戰俘”,還要在日常供應上讓他們感到舒適和滿意。當然可能獄卒并未遵守這些規定,但按照蔡申之的研究,中國人被英法聯軍虐待的殘酷程度更遠遠過之。清廷天津知府即死于俘虜他的人手里。《劍橋中國晚清史》對此只有短短一句描述:“巴夏禮被扣押三個星期,受到壓力,但實際上并未受到拷問。”

　　這些辨析在當時并無意義,因為談判根本就是不對等的。重要的是圓明園就在冠冕堂皇的言辭下被焚燒了。英軍中校吳士禮在日記中記錄下了當時的場景:“連續兩個整天,濃煙形成的黑云一直飄浮在昔日繁華富麗之鄉的上空,西北方向吹來的清風,將這濃密的黑云刮向北京城,濃煙帶來了大量熾熱的余燼,一浪接一浪地涌來,無聲地落在大街小巷,述說和揭露皇家宮苑所遭受的毀滅與懲罰,日光被黑煙和濃云遮蔽,仿佛一場持久的日食一般。暗紅的火光映照在往來忙碌的士兵臉上,使得他們活像一群魔鬼,在為舉世無雙珍寶的毀滅而歡呼雀躍。”

　　在這片歡呼雀躍聲中,年僅30歲的咸豐皇帝吐血倒地。受到英軍懲罰的當然不只是咸豐一人,圓明園的被焚自那一刻起,就成為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傷痕。而額爾金更深層的目的,其實是想通過這種肆無忌憚的破壞行為,為下一步的談判增加砝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