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聯(lián)軍拋出圈套論為洗劫火燒圓明園開脫?(圖)(4)

　　自強運動

　　將瀕臨崩潰的王朝再續(xù)60年

　　在圓明園被焚之前逃亡熱河的咸豐皇帝,至死沒有再踏回北京一步。但他從臣子的奏折中,知曉了圓明園被毀損的一切。如前所述,他在悲憤之下吐了血,并很快于次年去世。

　　讓后人作為話柄的是,北京條約簽署的前后,他最關心的仍是堅決抵制侵略者親遞國書。

　　咸豐皇帝英年早逝后,同治皇帝載淳繼位,在他君臨華夏(背后是兩太后垂簾)的十余年間,大清有了中興的氣象。芮瑪麗在《同治中興》序言中說,“不但一個王朝,而且一個文明看來已經(jīng)崩潰了,但由于19世紀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他們終于死里求生,再延續(xù)了60年。”

　　1860年,清朝面臨的不僅僅是圓明園被焚、條約制度的進一步深化,還有揮之不去的內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清朝的杰出將領在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借助了洋槍洋炮和西式輪船,它們發(fā)揮的作用,加深了精英群體必須學習西方技術的認知。清朝和平主義的方略可能并沒有錯,但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時代,即使出于自保的需要也不應再對世界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保守的勢力開始受到?jīng)_擊。

　　“從1861年開始,‘自強’一詞在奏折、諭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這表現(xiàn)出人們認識到需要一種新的政策,以應付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所發(fā)生的史無前例的變化。”《劍橋中國晚清史》說,“自強一詞是1860年英法聯(lián)軍占領北京以后第一次出現(xiàn)的,它是清朝新的對外政策的一部分,它強調要與歐洲列強妥協(xié),接受條約制度,雖然主要的重點放在與列強保持和平方面,但建立中國自己的力量仍被視為有助于維護這種和平的局面。”

　　圓明園的廢墟,仍是一個巨大的隱喻,促使時代面對它的落敗、教訓和挑戰(zhàn)。同治皇帝,就曾接到大臣的奏折,提醒其謹記1860年的恥辱。當同治皇帝1873年打算重建圓明園時,收拾二次鴉片戰(zhàn)爭殘局的恭親王奕��,表達了堅決反對的態(tài)度,認為這是一種對國家財富的浪費。

　　兵工廠、造船廠開始興建,還有培育外交翻譯的同文館。更重要的是,作為專司外交的機構,總理衙門橫空出世。以前,朝廷的理藩院和鴻臚寺,牽涉到的外交業(yè)務,大抵都是有關朝貢國的。芮瑪麗將這個機構的設立看做是同治中興期間最引人注目的制度改革。《劍橋中國晚清史》則表示,“對于自強運動努力的成敗,至少是部分地取決于總理衙門的政治勢力。”

　　自強運動的努力成效,在后來甲午戰(zhàn)爭中受到檢驗。在一個習慣以當下成敗論績效的世界里,這無疑是一個慘淡、令人喪氣的結局。但無論如何,中國被動進入現(xiàn)代化的征程從此再也沒有真正意義停止過,有的只是在社會進步的理性自負下,階段性地進三退五或原地打轉。

　　眾聲喧嘩。圓明園的廢墟仍橫亙在那里,寂寞如斯。它昭示了失敗的教訓,但未來的方向,仍有待發(fā)現(xiàn)的眼睛。

    南都首席記者 韓福東　

　　(參考書目:[法]伯納·布立賽著《1860:圓明園大劫難》,汪榮祖著《追尋失落的圓明園》,[英]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弗蘭克·薩奈羅合著《鴉片戰(zhàn)爭:一個帝國的沉迷和一個帝國的墮落》,[美]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潰:鴉片戰(zhàn)爭再研究》,[美]史景遷著《追尋現(xiàn)代中國》,[美]徐中約著《中國近代史:1600-2000中國的奮斗》,[美]芮瑪麗著《同治中興》,[美]何偉亞著《懷柔遠人:馬戛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