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我國歷史悠久的傳統選官制度，人們很自然會想到“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舉制，“金榜爛，玉音加，從今穩步上天霞”的科舉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獨特組成部分。

　　元朝雖然開科舉較晚，取士也不多，但由于空前的大一統，其鄉試的范圍遠超歷代。有一位湖湘籍的名儒竟能培養出多位狀元，他就是歐陽修的后裔，元朝著名政治家、史學家，人稱“一代宗師”的歐陽玄。

　　“元四學士”之歐陽夢馬

　　歐陽玄，字元功，號圭齋，生于至元二十年(1283年)，卒于至正十七年(1357 年)，祖籍江西，后遷湖南瀏陽。歐陽玄本人正是仁宗延祐復舉的直接受惠者，是1315年復科頭一科的探花，歷仕元朝五任君主，常負責起草朝廷詔書、高文典冊。編修《皇朝經世大典》《四朝實錄》《遼史》《金史》《宋史》，撰《定國律》《選格序》，以深厚的史學功底參與了元朝中后期重大文化工程，堪稱功勛卓著、天下聞名，后世將其與吳澄、虞集、揭傒斯等并稱為“元四學士”。

　　歐陽玄是仁宗以來“崇儒重道”大政方針的直接推行者，他在政治思想上敏銳捕捉到了元朝空前大一統所帶來的文教發展契機：“子徒慕先漢之遺風，若未覩今日之文治。我國家聲教之所暨也，東踰若木之日津，西探崦嵫之月竁，南窮火維之陬，北際冰天之澨。文軌之治既同，弦誦之風四被。視寰海為一辟雍，陶同宇為一庠序。于是在天則應璧府圖書之祥，在地則產孔廟金芝之瑞。藏曲阜之特祠，實飛龍之首歲。乃擇成均之師，申胄監之制。三年而科詔頒，文治蝟。日星乎曠世之條，風霆乎多士之氣。將見自今以始，彼漢之億萬，尚敢與今日同年而語哉？”(歐陽玄《辟雍賦》)在歐陽玄看來，元朝大一統為文化認同創造了條件，為中華文化傳播帶來了空前的機遇。正是在元朝，才有了“視寰海為一辟雍，陶同宇為一庠序”，元朝的廣闊疆域都傳播是中華文化的大學校。

　　元朝積極發展文教事業，元朝的邊疆儒學就是一大特色。元上都儒學教育起步較早，而且“廟學合一”。政府幾次頒布詔令對上都孔廟進行修繕維護，保持上都儒學教育的人員編制。在元朝“龍興之地”的哈剌和林，儒學教育也得到了長足發展，著名的蒙古族儒臣哈剌哈孫尊崇儒學，上奏建立廟學，選擇著名儒士任學官，對和林儒學教育作出了重大貢獻。漢族儒士蘇志道(元末名臣蘇天爵之父)長期任職嶺北，在和林孔廟講學不輟，極大促進了邊疆儒學教育的發展，漠北草原的儒學制度與中原內地配置大體相同。

　　此外，在凈州路、集寧路(均屬今內蒙古烏蘭察布)和應昌路、全寧路(均屬今內蒙古赤峰)、中慶路(今云南昆明)、建水路(今云南建水)，甚至遠在戈壁大漠、條件極為艱苦的亦集乃路(今內蒙古額濟納旗)，都有儒學教育，正是歐陽玄盛贊“今日文治”的由來。

　　歐陽玄的詩作中最有名的一篇莫過于《天馬頌》。1342年，羅馬教皇使者馬黎諾里一行來華，獻上了一匹高大的“異馬”，震驚朝野，一時之間成為各民族士人競相題詠的對象。雍古人馬祖常、色目人儒士丁鶴年、蒙古族道士張彥輔等都有傳世佳作。歐陽玄的《天馬頌》更是傳頌一時，其中“不用漢兵二十萬，有德自歸四海羨；天馬來時庶升平，天子仁壽萬國清”之句，以漢武帝用兵得大宛馬的典故，反襯元朝文治，充滿“以元比漢”的歷史自信甚至“元邁漢唐”的文化雄心。據說歐陽玄小時候就做過“墨色大馬，橫天而過”的奇夢，“歐陽夢馬”成為元人嘖嘖稱奇的茶余掌故。

　　儒者之樂：館下新添兩狀元

　　歐陽玄的弟子阿察赤、李黼都是狀元。其中，李黼是潁州(今安徽利辛)人，后來官至禮部侍郎，一生忠誠奉職，流芳后世。阿察赤史料闕如，難以知其生平，但阿察赤這個名字是元朝比較常見的蒙古人名。

　　作為狀元的國子學老師，歐陽玄想到仁宗朝開科舉、育人才的新政終獲大成，不勝感慨，信筆寫道：“昔被仁皇雨露恩，三朝五度策臨軒，小臣報國無他伎，館下新添兩狀元”“禁院層層桃李開，天街繡轂轉晴雷；銀袍飛蓋人爭看，兩兩龍頭入學來”。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儒者的人生三樂之一；而能得天下各民族英才而育之，他們還取得如此成就，做老師的那種歡悅就非言語所能描述。

　　歐陽玄與各族士人唱酬往來，作為狀元的師傅，《元史》評價他“文章道德，卓然名世。羽儀斯文，贊衛治具，與有功焉”，實在是不刊之論。

　　歐陽家學與元朝岳麓書院

　　歐陽玄的祖父歐陽新以經學著稱，曾任岳麓書院講學，講學水平很高。據說當時的山長歐陽守道聽過他的講課后感嘆“長沙自有仲齊(歐陽新字)，吾何為至于此”。

　　岳麓書院在宋元戰爭中被焚毀，中統二年，元世祖忽必烈下詔保護書院，“毋得侵擾褻瀆，違者加罪”。不久后，潭州學正郡人劉必大主持重建岳麓書院，恢復宋代舊觀，楚南士子重又云集于此。延祐元年(1314年)，岳麓書院再次得到修整，修復后的書院規制宏整，做到了“講學有堂，藏書有閣，祭祀有祠殿，游息則有亭軒”，保持了宋代舊有規制。元朝岳麓書院延續自南宋張栻(胡宏弟子)確立的“成就人才以傳道濟民”的育人原則，訓誡學生體察求仁，不要把“熟于記誦，工于辭章，優于進取”作為學習目的，而是要堅持“審問于人，慎思于己，明辨而篤行之”的湖湘學派精神，因而教學卓有成效，不同于一般官學化的以科舉為目的的書院。

　　作為湖湘學人，歐陽玄對湖湘地方儒學和書院發展十分關注。他的兩篇學記《道州路重修濂溪書院記》和《道州路學重建記》，從側面反映出元朝中后期官方尊隆儒學的重要政策。道州(今湖南道縣)是宋代理學大家周敦頤(濂溪)的故鄉，元初時發生過“濂溪書院事件”：元初嶺北湖南道廉訪分司以周敦頤為“亡宋道學之士”，不該立塑像以及書院收藏故宋皇帝題詞兩件事為由向上參奏，要求“拘收焚毀”。一時間氣氛緊張，行御史臺把這件事交下屬機關察院審議，結果察院“議得濂溪先生學續千秋，道傳二程，維持綱常，發明仁義，實大惠于學者，乃有功于圣門，禮宜通祀，豈止鄉土一祠而已？”不僅肯定了為周敦頤塑像的合法性，而且對廉訪分司的行為給予了嚴肅駁斥，最終把塑像題詞等物歸還了書院。

　　歐陽玄的這兩篇學記大力旌表周敦頤，認為“皇元定宋九儒從祀，周子居其首”。周敦頤之所以被推尊為首位大儒，實因朱熹“最先尊信”周敦頤，而元朝又特重程朱理學，于是周敦頤學說成為天下顯學。藉由歐陽玄的申論與施政作為，周敦頤在儒家道統譜系中被確立起神圣地位。周敦頤、二程、朱熹一起歷經元明，成為儒家道統學說的扛鼎人物。在歐陽玄那里，朝廷確立理學道統與地方傳續湖湘學脈，其實是互為表里、一體推進的。元朝雖為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但尊崇儒學，把州縣學(官學)與書院作為地方儒學教育的兩手來抓，地方文教事業取得了很大發展。時人黃溍評說“其為書院者遂與州縣學參立而布滿四方”，全國四百余所書院繪出一片弦歌不輟、文化繁榮的盛景，以至于近代史家有“元代書院，視宋尤盛”的評論。

　　(作者：閆恒，內蒙古黨校哲學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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