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電視之前，1994年，阿憶在北京人民廣播電臺做策劃兼熱線主持人。

　　阿憶不愿被視為“主持人”，名片上總是印著“策劃人”。他認為最尷尬的場面就是被陌生人視為主持人上前寒暄，甚至簽名合影，這總會讓他覺得擰巴，不知該說什么好。

　　阿憶贊賞法國大哲學家薩特的一句話——“學者不要開口講話，因為一張嘴就低于你的水平”——學者可以讓電視節目相對深刻，電視節目卻讓學者絕對淺薄。但無論如何，更多人知道阿憶，是因為他出現在熒屏上，從鳳凰衛視公司的“世紀大講堂”，從各頻道聯播的“非常接觸”和央視的“實話實說”，直至日播節目“翻閱日歷”。

　　“什么時候開始接觸電視的？”

　　“1994年，給央視和中國發明協會的專題片《創新——民族進步的靈魂》做總撰稿。后來就剎不住了，陸續出任央視365集大型系列專題片《香港百年》總撰稿、鳳凰衛視制作的16集大型專題片《北大繽紛100年》的總策劃兼撰稿人、專訪節目“魯豫有約”的總策劃和總撰稿……但這些都屬于幕后。第一次出鏡做主持人是在1997年香港回歸，張越和我應邀為鳳凰衛視中文臺主持“妙語論盡港督”。”

　　有人告訴我，國慶50周年時，與“鳳凰”陳魯豫聯袂主持直播大典的，就是阿憶。很遺憾，那時我只知道陳魯豫，不知道阿憶。后來才知道，陳魯豫旁邊那個陌生男子，正是阿憶——因為所有“鳳凰”主持人都派完了用場，找不到一個熟悉歷史細節的主持人來輔佐配合陳魯豫，于是阿憶從幕后露出，臨時補缺。

　　“我不認為自己是個很好的主持人，比如2001年創辦的“世紀大講堂”，我作為創辦人和總策劃，干得不錯，但我總認為，如果是我做幕后，由別人來主持，兩相配合，結果一定會更好。”阿憶說。

　　2004年，堅決不相信電視讀書節目會死的阿憶，再次接手零收視的“非常接觸”欄目，擔任總策劃兼主持人，再次把一個瀕死節目打造成高收視品牌，他用非常娛樂的輕松方式，為電視讀書節目創立了一種新模式。

　　隨后，阿憶接手“實話實說”，令諸多密友捏了一把大汗。此后，互聯網上關于阿憶的大道小道消息，多如牛毛。與傳言相反，阿憶為“實話實說”再度提高了節目的收視率。

　　調進北大后，阿憶比以前忙了，便推掉了幾乎所有的電視節目，只留下一個關于現代教育的節目，在教育電視臺播。

　　曾經在釣魚臺國賓館見過阿憶主持的一次新春聯誼會，拋開了電視，只為高端文人主持，簡直是揮灑自如，靈活機敏，表現出深厚的學識和修養，比他在電視屏幕上強出百倍！

　　性情中人，不設防

　　那天下課，已過晚上8點，我們去吃晚飯，阿憶請客。他說不能聊得太晚，我以為是他太忙或太太管理比較嚴，阿憶憨憨一笑：“出來時忘帶家門的鑰匙了。”他是怕大半夜把太太敲醒。

　　早就聽說阿憶有丟三落四的毛病，不鎖包、不鎖抽屜，不鎖門，不鎖車，代價是，2000年春節前丟了一輛白色越野車，便宜了盜車賊。

　　阿憶曾經洋洋灑灑，信馬由韁，嬉笑怒罵地寫過一篇長文——《鳳凰不設防》——或許，“不設防”恰是阿憶的天性。

　　除了“不設防”，阿憶還不修邊幅。

　　第一次見到阿憶是2000年1月初，在北京電視臺錄制他主持的“誰在說”，他穿的是一件藍格襯衫，外加小馬甲。后來，又參加了幾次不同節目的錄像，發現阿憶還是穿著那件藍格襯衫，區別只是小馬甲有時不穿。不知道是這種衣服他買了許多件，還是只把這一件襯衫當工作服，我至今無法弄清楚。在主持節目之余，給朋友主持婚禮，他穿的還是小馬甲和這種或這件藍格襯衫。

　　這一次采訪阿憶，他穿的是一件駝色套頭線衣，顯得很臃腫，右手袖口已破，而且絕對不屬于時髦的那種“破”，完全是失誤而不在乎的“破”。

　　我在錄制現場見過作為總策劃的阿憶，由于不是他自己主持，他便席地而坐，與裝景卸景的民工無異，但卻督導著全場的工作。

　　在很多場合中，你都會明顯地看出阿憶的不在意，甚至進了大學，不在意職稱。他說過，如果北大愿意讓他回去，給他講師或助教也可以。當然，北大沒那么吝嗇，破格評定阿憶為副教授。同事們叮囑阿憶，趕快把博士讀了，否則，沒法兒晉升教授，阿憶干脆地回答說：“如果這么麻煩才能當教授，我自愿放棄，當一輩子副教授！”

　　阿憶自稱是一個熱愛女性的男人，他的憐香惜玉，常常掛在嘴上，到處宣揚喜歡女人勝過喜歡風景，尤其喜歡那些“不知道自己漂亮的漂亮女人”，但他認為理想的女人，應該既懂數學，又懂化妝品。這么“好色”，可惜卻只有憐香惜玉之心，卻無偷香竊玉之力。做電視傳媒，難免跟眾多美女打交道，可他在與女性的交往中，善于把握分寸，雷池半步不越，以無厚入有間，所謂“游刃有余”。

　　20年前，阿憶畢業于北大中文系，后來考進北大法學院讀法律碩士，主攻清末法制改革，因而歷史和法律著述頗豐，解史犀利，見解獨到。26歲時，阿憶寫出《青春的敵人》，此書一印再印，一版再版，一直賣到了今天。1999年春天，阿憶憋在家里，足不出戶，一口氣兒寫出120萬字的5卷本巨著《共和國日記》。一個春天，120萬字，阿憶拿起筆的時候還穿著棉衣，等他封筆走出家門，初夏已經來臨。

　　不過，即使書再暢銷，即使具有寫作天賦，阿憶還是沒有興趣把自己培養成職業作家，他只是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名學者。

　　阿憶有一個名為“金色書房”的博客，建了沒有多久，點擊量便達到了380萬。但因為備受關注，博文總被曲解，先是《紅樓夢》的價值和崔朱紛爭，而后是為高校教師打抱不平，最后是劉胡蘭事件，他便于2007年1月寫下關博聲明，頭也不回地走了，一點也不覺得可惜。

　　阿憶極其簡單，但往往神龍見首不見尾，來無影，去無蹤。他似乎很少主動打電話，家里電話好像也永遠沒人接，手機永遠關著，短信時有時無，寄信寄書給他常常收不到。他喜歡這個世界，但又不愿意深陷其中，所以經常躲起來，只和家人生活著。

　　問他近況的人多了，問的次數多了，他就統一回復說：“一切都好，只是太忙亂。”

　　戴著樹脂眼鏡的阿憶，看上去就是一個持重內斂的讀書人，快樂、詼諧、與世無爭。

　　阿憶既是舉止莊重卻神采飛揚的教授，又是外表厚道而內心智慧的主持人。他善于觀察，敏于行動，也善于表達。他是狡猾的好人，大智若愚，傲慢但又謙虛。他是性情中人，內心狂放，但卻看不見張揚。

　　如今，他樂顛顛，苦哈哈，忙著北大交給他的一大堆瑣事兒，教老課，籌備一個又一個新課，指導研究生、研修班、本科生的論文，參與本科課程設置改革，帶領學生從事一線社會活動，門下帶著北京和深圳的5名碩士生，同時兼任著59名碩士生的年級主任，每個季度還要為北大基金會的《北大人》雜志潤筆一番，等等等等。

　　他偶爾拋頭露面，招搖過市，也依舊神出鬼沒，蹤跡難尋。(作者：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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