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為訴訟主體是適格的”

　　劉洋告訴記者，這次立案之所以來之不易，是因為案中諸多因素存在爭議，從遞交訴狀到正式立案，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做了很多工作。

　　“其中爭議最大的是我的訴訟主體資格問題。”劉洋說，按照我國現行法律，文物屬于國家財產，他個人作為原告因此很受質疑。

　　對此，劉洋解釋，我國國家財產全體公民共同共有，對任何一個侵害自己共有財產權的行為，任何公民和組織都有權挺身而出維護權益。另外，我國民法的原則是“法無禁止不為錯”，我國民法并沒有規定個人不能當國家財產的原告，所以，“我作為訴訟主體是適格的”。

　　“我認為提起訴訟最合適的主體是各地的文物管理和經營部門。”劉洋說，因為他們在精力、財力、知識、證據、渠道方面更具優勢，更有利于海外流失文物的追索。

　　關于訴訟時效，劉洋認為不管從法院方面還是從文物本身，“都不成問題”。法院方面，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七條規定：“有特殊情況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長訴訟時效期間。”從文物方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的規定，未授權給公民、法人經營、管理的國家財產受到侵害的，不受訴訟時效期間的限制。而龍門石窟是上世紀60年代才交給有關部門管理，之前屬于“未授權”的情況，因此不受訴訟時效期間的限制。

　　6月28日，龍門石窟管理局工作人員向《民主與法制時報》證實，龍門石窟管理局是龍門石窟現在的管理和經營單位，成立于2003年，其前身是龍門文物保管所，是1963年9月“洛陽人民委員會”劃定龍門石窟保護范圍時成立的，在此之前，沒有專門的機構來管理和經營龍門石窟。

　　另外，關于訴訟證據、被告身份確定等問題，劉洋都做了充分的準備。

　　雖然劉洋準備充分，但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法官表示，盡管已經立案，但此案無論是程序法還是實體法上來說，都是一個全新的訴訟。其中涉及到訴訟時效、訴訟主體資格、被告身份確定以及法律程序等諸多障礙。可以想見，這起訴訟的難度仍然不小。

　　劉洋的行動得到了家庭成員的支持，25歲的兒子劉徹兩年前從海南大學畢業后，一直跟在他身邊，幫他收集資料、整理文件。

　　“同行們都說我的訴訟是‘拓荒之舉’。”劉洋振奮地說，不管怎么說，他個人認為本案意義很大，他們父子齊上陣“絕對值得”。

　　首先，此案有判例意義。如果此案勝訴，作為一個完整的判例，將具有重大的判例意義，為以后類似案件的審理提供了重要參考。同時，可以引起“普天下效之”之效應，會有更多的律師加入進來，訴訟追索海外流失文物。

　　另外，此案還有重要的現實警示意義。如果本案勝訴，將告誡違法的文物市場和不法分子，“文物非法流失到國外并非一了百了，文物到了市場并非進了保險箱”，將來照樣可以通過民事訴訟依法追索。與此同時，還可以抑制國外文物販子哄抬中國流失文物價格的行為，這樣，即使國家贖買，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錢換回更多的流失文物。

　　劉洋對此案的態度是“全力以赴”：也許案件審理或執行會遇到障礙，也許自己可能敗訴。但他依然會盡力去做，因為如果中國人都不去訴訟，那就永遠沒有結果。

　　對此，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位法官認為，此案如果成功，必將成為我國公益訴訟的一個里程碑，也是法院司法實踐的一個有益嘗試。

　　流失文物 追索期待新途

　　據中國文物學會統計，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因戰爭被劫掠，以及盜掘、盜鑿、不正當貿易等非法和不道德的方式，致使大批中國珍貴文物流失海外。在此期間，超過1000萬件中國文物流失到歐美、日本和東南亞等國家及地區，其中國家一、二級文物有100余萬件。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則是另一個數字：在47個國家的200多家博物館中有中國文物164萬件，而民間收藏中國文物是館藏數量的10倍之多。

　　國內某著名文物專家告訴記者，就目前而言，面對非正常手段流失的文物回流主要有三種形式：回購、捐贈和追索。回購是目前比較常用的市場手段，以捐贈方式回流的文物不乏先例，而其中最難以成行的文物回流方式就是依法追索。

　　文物專家說，雖然國際社會高度重視“歸還、償還歷史性民族文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先后制訂了一系列國際公約，但流失文物的追索工作依然困難重重。這些公約有：《關于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1970)、《國際統一私法協會關于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1995)、《國際統一私法協會關于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1995)等。

　　由于文物占有國多為發達國家，他們一方面不承認目前對他國文物的占有為非法，另一方面又辯稱文物是整個人類歷史的文化遺產，文物的收藏不應有國界之限。同時還聲稱他們的文物保護技術和設備先進，能夠更好地保存這些文物，如果把文物歸還給原有國，由于落后的技術和管理，將使文物遭受進一步的損壞。這些都人為地給文物返還設置了重重障礙，再加上歷史與政治的原因，文物的回歸路途漫漫。

　　“我國政府雖然從未放棄追索，但由于種種原因，僅依據相關國際公約是不容易運作的。”文物專家說，2002年，“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專項經費”啟動，成功購回一些文物，這其中就包括2005年龍門7件流失海外文物的回歸。然而，國家每年5000萬元的財政劃撥，對于我國大量海外流失文物來說，無異于杯水車薪。如何更高效地追索海外流失文物，需要有關部門拓寬思路，開辟新的追索途徑。

　　“劉洋的行為無疑開了條新路。”這位文物專家認為，劉洋的行為是我國民間依法追索流失文物的一個有益嘗試，為民間組織及個人追索國家流失文物提供了新的途徑，也為國家追索海外流失文物提供了重要參考。(杜濤欣 金明大 郭新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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