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60年代始，凡屬大的活動，周恩來總是要求使用國產車。身為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按規定，他的外出有嚴格的安全保衛制度。外出路線、所經路口，住地及重點防備地區等，有一整套安全規定。一般行動，頭天就做好了計劃，幾點幾分到何地，幾點幾分經何路口或經何路線，事先和警衛部門打招呼。出動時，前驅車，后衛車都要到位。而周恩來對此很反感，多次反對，甚至嚴厲警告不許前呼后擁跟隨他。

　　“浪費，沒有必要嘛！”周恩來朝警衛秘書揮著手說，“你去跟他們講，我不要這一套。像這樣還怎么接近群眾？嚇也嚇跑了，影響很不好嘛！并不是每次外出都有外賓等候，可你們每次都要搞這種前呼后擁。有重大國事活動搞，這還可以；我去看個朋友你們也搞這種做法就很笨，缺少靈活性。我在重慶時做過這方面工作，不同的環境、不同的對象、不同的活動要有不同的措施和方法。比如我去看望民主人士，我去人民群眾中間了解情況，你們這樣前呼后擁是什么影響？”

　　周恩來在某些活動中，明確警告不許警衛車跟隨。一般情況下只有警衛秘書何謙和衛士高振普隨他乘主車外出，警衛車雖然被嚴令不許跟隨，但為了安全，還是悄悄地隱蔽跟隨。周恩來是非常機敏的，警衛車隱蔽，仍然要被總理從汽車反光鏡中發現。“你們不要搞這種‘盯梢’，我在重慶常被跟蹤，有經驗，你們瞞不過我。”總理又氣又煩又無奈，“說過了你們就該執行，為什么還要悄悄跟著？浪費嘛，沒有必要。”警衛人員聽著，不急于反駁，但也不說“改正”。畢竟他們有他們的制度要求。

　　總理也知道他們的難處。為了不叫警衛車跟隨，周恩來有時會突然行動，使他們根本來不及通知警衛，上車就走。這時，車上除了總理，只有何秘書或衛士高振普，加上司機楊金明共3個人。這時周恩來會感到一種自由或愉快，會笑著說：“這樣不是很好嗎？我就是要擺脫這些形式主義。”

　　總理喜歡坐快車，并且決不浪費車上的時間。坐在車上，或吃飯，或批閱匯報，或聽取秘書口頭匯報，交代一些工作。如果沒什么事，總理會抓緊車上的點滴時間打個盹。當總理精疲力竭地完成一項工作，乘車去另一個地點繼續另一項工作時，就這短短幾分鐘的調理休息，就能使他在下車時重新神采奕奕，兩眼大放光輝。

　　總理坐車基調是快，可當路上行人、車輛多時，總理會關照司機放慢；天下雨下雪，地上積水結冰，總理會關照司機放慢；雨小了，馬路上積了不少水，總理不肯仰靠坐椅，而是前傾著身體，雙手扶著前排椅背，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視著街上的情況，馬路兩邊不但流動著雨水，也流動著自行車和行人，總理一邊觀察一邊不停地念念有詞：“慢點，再慢點，不要濺水，別濺水……小心，小心有水濺了人……”總理就是這么細心，時刻想著別人。

　　總理坐車多，遇到的事也少不了。最讓人心跳的一次發生在1961年6月15日的北京。那天下午，淅淅瀝瀝的小雨下個不停。總理定于下午2點半到釣魚臺看望來訪的越南總理范文同，然后陪范文同到人民大會堂參加萬人歡迎大會。總理的時間以分秒計算安排，外出都是選最近的路以能夠允許的最快速度行駛。那天行駛的路線是：府右街——西四——阜成門——釣魚臺。

　　按以往習慣，總理坐后排左側，警衛秘書成元功坐后排右側，警衛秘書何謙坐前排司機旁位置。那時北京城里汽車不多，周總理的專車箭一般駛出阜成門城樓。這時，道路變寬，行人更少。視野開闊，司機楊金明加大油門，車像要飛起來一般。

　　就在這時，突然從路南一個大門里鉆出一輛大卡車。按理說，這家伙右拐東行，兩車各走一邊，互不妨礙，所以老楊并沒減速。誰料到，大卡車就像國民黨特務制造暗殺事件一樣，在兩車即將交會的剎那，突然駛入逆行道，既不開大迂回指示燈，也不鳴笛，直向總理座車撞過來，在那間不容發之際，老楊猛踩剎車，疾向右閃避。

　　不料想，右前方正是一根粗大的水泥電線桿子。這一切都是在剎那間發生的。老楊驚叫一聲：“不好！”幾乎是在他喊叫的同時，坐在前排的警衛秘書何謙扭轉身子想撲過去保護總理，這完全是一種本能，在猛烈對撞中這個動作有多大意義就不得而知了。但座車是三排座，何秘書和總理之間還隔了一排活動椅，用不上力。他絕望地叫一聲：“總理！”

　　說時遲那時快，警衛秘書成元功側身用自己身體去掩護總理并且用左手護向總理心臟部位。總理的右手也用力支撐住前排座位的靠背，準備迎接那威猛劇烈的一撞。

　　也就是楊金明了，換別人簡直不可想象怎么避開這種比蓄意謀殺還要兇狠的沖撞。楊金明那聲“不好”剛出口，方向盤已經快似陀螺地急轉，車子敏如脫兔地躥向左，避開水泥桿，駛向左邊的逆行道。

　　當時的形勢是大卡車沖向右邊逆行道撞了過來，而總理的專車向右避不開就沖向左邊逆行道，與大卡車對換了位置，都進入了逆行道。但大卡車似乎不死心，在總理專車左閃的同時，這家伙又扭頭沖回左邊，還是要撞！

　　楊金明腳下死命一踏剎車，方向盤急轉，座車猛甩了180度的大調頭，戛然停住。這種大調頭產生的離心力，使總理和兩位警衛秘書都摔倒在坐椅上。現在是車后屁股對著卡車，它要是撞，也只能撞著之后一道朝前沖，不會發生致命的危險了。

　　爬起身看時，那輛卡車在大馬路中間來了個大迂回，不打燈不鳴笛，大搖大擺駛回它剛才駛出來的那個院子里去了。好像什么事也不曾發生一樣。

　　面對這樣重大事件，總理卻看看表平靜地說了句：“快趕路，去釣魚臺不能誤點。”汽車又“飛”起來，直沖釣魚臺。楊金明臉色蒼白，目光閃閃地警惕著路面，以最快的速度沖向釣魚臺。

　　駛入大門時，總理評論了一句：“老楊技術高，處理得好，今天避免了一場大車禍。”下車后，總理嚴肅地囑咐警衛秘書成元功：“你去查一查那個卡車是怎么回事？”

　　很快就查明了原因：駕車者是電車一廠的一名維修工，既無執照又不懂交通規則，那家伙是私自偷開車，跑出來玩的。警衛秘書當場罵了一句：“真是混蛋透頂，差點當一個千古罪人！”

　　總理在完成外事活動后卻仍然關心這個肇事者，讓成元功轉告廠領導，要加強制度管理，對這名工人要做好思想工作，按規章制度進行批評和處理，決不許因為是沖撞了總理的車而加重處分。

　　這個肇事者闖這么大禍，仍然不吸取教訓，后來又違反規程，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于交通事故。經調查，責任全在他本人，是他再次違反了規章制度。(摘自《走下圣壇的周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