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濟渠，按周家譜系先取名貽德，后改名貽謙，再更名濟渠，號竭之。他于清同治10年9月15日(公元1871年10月28日)生于江蘇淮安府山陽縣(今淮安市楚州區)駙馬巷周氏老宅，1936年去世于漢口，1937年安葬于南京永安公墓。

　　周恩來五祖父周鳴鹿(譜名駿龐，號敦甫)雖曾還生過周貽震和周貽升，但這兄弟倆均系未成年早夭，因此，周濟渠等于是周鳴鹿的獨生子。他在周家同輩兄弟中大排行老三，因此周恩來稱之為三伯父。

　　周濟渠幼年讀書很刻苦，讀的書也比較多，所以他還年輕時，就已精通經史子集，是位飽有學問的學者，并能寫一手漂亮的顏體字。他的父親出于對他前途和出路的考慮，還給他捐納了一個“國學生國子監典簿銜”，以期他在清末官場中有個發展。在他長大成人后，就為淮安多家有名望的人家聘為塾師。他的同輩和后輩鄉坊故老都喜歡喊他“老夫子”。這句淮安方言的意思就是褒獎他是個學問很高的人。因為周家在淮安的特殊關系和地位，周濟渠也被引進師爺行業。但淮安地處淮河下游，清朝末年，朝政腐敗，淮河等主要江河疏于治理，淮安先后于光緒32年(公元1906年)和宣統元年(公元1909年)兩次發大水，整個蘇北一片汪洋，淮安城頭上幾乎可以行船。當地居民不得不背井離鄉四出逃荒。周濟渠所在衙門也不得不大批裁減員工。師爺本來就是個既不“入品”也不在“級”的人員。自然屬裁減之列。周濟渠為生活所逼，不得不帶上妻子和四歲的兒子周恩彥，離家去東北投奔時任奉天右參贊的妻兄錢能訓。

　　周濟渠是成人后由父親做主，先娶淮安曹甸(今屬寶應)大戶人家的曹氏為妻。曹氏去世早，他又于光緒30年(公元1904年)續娶寄居淮安城里磚橋的錢馥蘭為妻。錢馥蘭的哥哥錢能訓，是浙江嘉興人。光緒24年(公元1898年)他中了進士，在清末和民國年間曾擔任過許多重要職務。1918年曾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兼代國務總理，同年12月任國務總理，直到“五四”運動爆發才被迫引咎辭職。周濟渠與其妹結婚時恰逢在京任監察御史的錢能訓去南方有事，便順道回老家淮安參加了妹妹錢馥蘭的婚嫁事情，并在淮安住了一段時間。期間，錢能訓也曾多次去駙馬巷周家作客。當時周恩來只有6周歲，錢能訓見其聰穎靈秀，十分喜歡，特意幾次輔導周恩來的書法，給幼年的周恩來留下深深的記憶。

　　東北地區本是滿清王朝的發祥之地。清入關后雖定都北京，但仍給東北以許多優惠措施。如把盛京(今沈陽)定為大清朝的陪都，建奉天(今沈陽)府為京府等等，事實上是把整個東北地區建成一個類似于今天的“特別行政區”。所以，當時東北的經濟、文化等方面都較關內發達。

　　周濟渠到東北后，錢能訓就安排他到鐵嶺任稅捐局主事，兼管鐵嶺的礦務。這在當時是一般人很不容易謀到的“肥官”。

　　也是緣于清末大水，1909年秋，周濟渠奉命去湖北賑災，10月清廷詔示周濟渠在湖北賑災任內“捐加四品銜并指歸分省試用”。

　　就在周濟渠這次赴湖北前，時在東北奉天的周貽賡就委托他這次去南方時，能順道回淮安老家看看，去東門外祖塋地祭祀一下祖先，并把12歲的周恩來和時在武漢的周恩來父親周貽能一起帶來東北，以便讓他這個侄兒能繼續上學讀書，也好讓他的胞弟周貽能生活有個著落。

　　周貽賡是周恩來的親伯父，在周恩來父輩嫡親兄弟中居長。他也是利用周濟渠與錢能訓的姻親關系才到東北謀上差事的，當時已在奉天度支司任司書(相當于今天的財政科會計)。周貽賡在去東北前曾在淮安先后娶過王氏和繼配趙氏兩任妻子，但皆未生育，且去世較早。到東北后，他又續娶山東的楊氏為夫人，仍無出，便一直無兒無女。而當時周恩來因已失去嗣父母和生母，在武漢做小職員的生身父親又收入微薄，根本無法養家糊口，故他只能失學在家。但他不甘心學業荒廢，多次寫信給他的四伯父，祈求到他身邊讀書。周恩來嫡親弟媳王士琴老師生前85歲時還曾對筆者說，四伯母(指周貽賡續弦楊氏)生前曾對她說過，恩來那時年歲雖小，但已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給四伯父的信寫得很感人，“親愛的四家伯，我多么想念書啊！”所以，周貽賡也深深地被他這位侄兒打動了，就趁周濟渠南方之行托他將周恩來帶去東北。周濟渠本來就是個熱心人，加之他和周恩來又是伯侄關系，也就滿口答應下來。待他的湖北公事一結束，就和七弟周貽能一道乘船順江東下，再輾轉淮安，帶上侄兒周恩來一起乘船北上。那是1910年初春的季節。就這樣，12歲的周恩來從垂柳吐翠、百草排芽的故鄉淮安來到了冰天雪地的東北鐵嶺，邁出了他人生最為重要的一步。

　　到鐵嶺后，周濟渠把周恩來父親周貽能安排到鐵嶺縣衙門當紅筆師爺，又為他們父子倆找了一處安身之所——彭家大院。大院主人彭廣心老人的兒子彭左清在鐵嶺商會工作，和周濟渠是同事。當時，彭左清要求周貽能在閑時的每天晚上輔導彭家孩子的古文和書法，他們父子便可免費寄住于彭家大院西廂房。周貽能一上任便被安排去齊齊哈爾出遠差，而鐵嶺的“家”還沒來得及安排好，周貽能只好拜托彭家人，把恩來寄托在彭家暫時生活。筆者1999年秋季曾走訪鐵嶺，據周恩來少年讀書舊址紀念館工作人員馬阿寧女士介紹，周恩來在那短暫的時間里，曾替彭家的管家于百川家放過馬，喂過馬。也就是從那時起，周恩來吃上了東北的高粱米飯。他本來在老家吃的都是白米飯，高粱米飯涼了之后，又黑、又紅、又硬，剛開始吃的時候，他很難下咽。是他的三伯父得便時給了他教育和鼓勵，讓他堅持吃下去，后來也就習慣了。20世紀90年代，筆者在京見到已故周恩來嫡親弟媳王士琴老人時，她還激動地回憶說，1949年北平解放后，我和我們家老周(指她的丈夫、周恩來胞弟周恩壽)到北平，第一次見到了兄長(王士琴對周恩來的稱呼)，他問我是哪里人，我怯生生地說，“我的老家不太好，是東北哈爾濱的。”因為我國東北曾多年在日本人占領控制之下，一度使關內人對東北人有歧視看法。誰知周恩來一聽，馬上瞪起眼睛說：“東北有什么不好？我就是吃了你們東北的高粱米長大的。是東北的高粱米鍛煉了我的身體。”

　　不久，周貽能出差歸來，經周濟渠的安排，周恩來到鐵嶺銀岡書院讀書。銀岡書院當時在當地是所很有名氣的學館。它位于鐵嶺古城南門內路西，是一所園林式的古建筑群，始建于清順治15年(公元1658年)。康熙年間，是全國五大書院之一。1900年，沙皇俄國侵占了東北，以鎮壓義和團為借口劫掠鐵嶺城，竟縱火焚燒20余天，百姓黎民慘遭荼炭。也就是從那時起，銀岡書院愛國知識分子開始了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活動。

　　周恩來來到銀岡書院的1910年，正是鐵嶺學界愛國活動空前高漲時期，岳飛的《滿江紅》，夏頌萊的《何日醒》，還有《快猛醒》等歌曲，周恩來都是在該校學會的。

　　正在成長中的周恩來在這樣的環境和氛圍里學習與生活，所受到的愛國主義熏陶是非常強烈的，也是他能在13歲時說出“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動力源。

　　銀岡書院距周濟渠供職的稅捐局很近，遇有陰雨雪天，周濟渠就讓侄兒周恩來到他家吃午飯。只是好景不長，周恩來一學期的書還未讀完，周濟渠就“奉禮回省，六月六日交卸稅差”，帶著妻兒去了奉天。不久，他又全家隨錢能訓遷往天津。

　　周恩來在鐵嶺的讀書、生活時間雖然很短，但周濟渠也不失時機地對侄兒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其中他帶周恩來游覽龍首山，向周恩來講龍首山上石碑的故事就是一個典型事例。

　　鐵嶺的城南曾是1905年日俄兩個帝國主義為爭奪我國東北利益的舊戰場。當年那場狗咬狗的戰爭使東北無數的農舍村莊被毀，老百姓橫遭劫難。那場戰爭以日本人的戰勝結束后，日方還特意在龍首山的高處豎立一塊高大的石碑，以紀念和炫耀他們的戰績。周濟渠指著龍首山和山上的石碑對周恩來他們說，龍首山是一條勤勞為民飛龍的化身，飛龍期盼著有一天再次騰飛起來，為萬民造福。很明顯，周濟渠是借民間傳說來比喻我們中華民族這條“飛龍”正在遭受帝國主義和滿清王朝這些“妖魔”的壓迫，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周恩來對三伯父的這個故事印象很深，1917年7月他東渡日本前，特意重返東北，看望他的老師、舊友，并為他的當年同學郭思寧寫下了“愿相會于中華騰飛世界時”的臨別贈言，其期盼祖國繁榮強盛的“飛龍”之心已是彰明昭著。

　　據民國4年(公元1915年)的一份《周濟渠履歷表》記載，民國元年(公元1912年)，周濟渠“奉直隸勤業道委充水產股科員”；民國3年(公元1914年)10月，周濟渠任奉天“鐵嶺稅捐征收局局長，12月到差”。民國5年(公元1916年)，回天津“任津浦鐵路局秘書”。鐵路運輸業在當時還是個剛剛興起的行業，到鐵路上工作后，薪金也高得多。周濟渠在自己生活提高之后，也經常給四弟周貽賡和侄兒周恩來提供幫助。1917年周恩來東渡日本時，周濟渠也向侄兒周恩來提供過不少資助。

　　“五四”運動爆發后，從日本剛剛歸國的周恩來滿腔熱情地投身其中，成了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的著名領導人。這時，擔任北洋政府總理的錢能訓卻正因為沒有處理好學生運動而被迫去職。周濟渠既是錢能訓的妹夫，又是周恩來的伯父，當時又在天津供職，他深為侄兒周恩來的安全擔心，一再告誡他，“千萬不要參加亂黨”，由于他和錢能訓的這層關系，也使他處于兩難之中，曾提出要以登報聲明與周恩來脫離叔侄關系相威脅，可事實上，他又千方百計地幫助周恩來。

　　1929年，周濟渠調南京任津浦鐵路總務處文管課課員。1934年他的妻子錢馥蘭過世，他因年老需人照顧，便退休到武漢與在那里工作的兒子周恩彥一家同住。兩年后病故于漢口，時年63歲。第二年，周恩彥遵其生前遺囑，將其靈柩水運南京，與妻子合葬于南京永安公墓。

　　1946年9月周恩來在南京會見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李勃曼時曾提到1910年那次離家的事：“十二歲那年，我離家去東北，這是我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鍵，沒有這一次的離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無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輩一樣，走向悲劇的下場。”因此，可以說，周濟渠1910年將周恩來帶出淮安這一無意之舉，卻成了影響周恩來一生的一件大事。(作者：秦九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