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意雙方關于帕瓦羅蒂首次來華的談判中，稍微特別一點的要求，中方幾乎都很難做到。其中的差異，既有觀念上的，又有物質上的。回首這一切，真讓人有隔世之感

　　1986年、2001年、2005年，帕瓦羅蒂曾經三次來華。其中以1986年的首次來華最為中國人、也最為帕瓦羅蒂本人所看重。有人說，是帕瓦羅蒂，為中國人真正打開了一扇西方歌劇的窗戶。帕瓦羅蒂本人也說：“這趟中國之旅是我畢生最美妙的經驗之一，永遠不會從腦海里消失。”在他的自傳《帕瓦羅蒂的世界》中，用了一章的篇幅記述此行。他寫道：“那次訪問以后，中國政府曾多次邀請我再次前往，但我總是加以拒絕。我相信，不論另一趟訪問有多么成功，也不可能像1986年的經歷那么自然、美妙。類似的體驗一生難得出現一回，第二次絕不會再有。”這似乎可以解釋，帕瓦羅蒂前兩次來華為什么中間相隔了那么長的時間。

　　2007年9月6日帕瓦羅蒂逝世后，很多國內媒體刊登了悼念文章，回溯他與中國的淵源。但不少文章并不準確。筆者所服務的中國對外演出公司，是帕瓦羅蒂1986年首次來華的主辦機構。借工作之便，我到檔案室里打開了當年的卷宗。厚厚三大本卷宗中，封入了“談話談判備忘錄”、“明碼電報”、“接待計劃”、“外賓接待簡報”等各種當年往來的工作文件，也封入了今天看來別有意味的帕瓦羅蒂第一次來華的細節。

　　意大利政府出錢

　　由于眾所周知的政治因素和經濟原因，歐洲一個劇院到遙遠的北京演出一臺歌劇，在那個年代絕非易事。中演公司的一份報告顯示，早在1979年，意大利政府就提出派遣羅馬劇院訪華，由于經費的原因，最終未能成行。后來幾乎每年都會舊話重提。以至于中國文化部都感到有些疲憊了。關于熱那亞歌劇院1986年訪華一事，最早的一份文件，是中演公司1984年10月20日寫給文化部的請示報告。當時的文化部主管領導在上面批示：“此團來訪的來龍去脈未說清楚。邀請如此大團來訪，目的必須明確。請再查一查情況，告我。”

　　中演公司急忙報上去一份更詳盡的報告，說明熱那亞歌劇院此次訪華“確有誠意，將會得到官方資助”。為了讓領導決策方便，還特別在新報告中提出了兩個方案：其一，熱那亞歌劇院與帕瓦羅蒂一起來，共160人；其二，請帕帶二三十人小樂隊來。但同時指出，如果熱那亞歌劇院不來，費用可能有問題，因為意大利政府已經決定對該劇院訪華給予官方資助。明眼人一看便知，第二個方案完全是個偽方案，根本就不成立。于是領導果斷批示：“擬同意按第一方案，即請意大利熱那亞歌劇院160人(包括名演員帕瓦羅蒂也來)于1986年6月來華訪問演出。”當時的文化部副部長劉德有、部長朱穆之很快相繼圈閱表示同意。這件事就算初步定下來了。

　　中國方面很強硬

　　之后，是長達一年多的各種具體談判和準備工作。但是直到1985年11月，雙方還都一直沒有直接見面。當時的談判所涉及的內容極為瑣碎，排練演出在什么樣的劇場，住什么樣的酒店，中國當時有什么標準的劇場和酒店，以及飲食交通如何安排，劇院需要來的人數，能不能有啦啦隊、攝制組……耳聽為虛，對于中國這個遙遠神秘的國度，意大利人根本摸不清頭緒。

　　顯然意方有些著急了，通過中國駐意使館提出來華進行考察商談。針對這一情況，1985年10月11日，中演公司致電駐意使館文化處：“請告熱那亞歌劇院，如同意下列幾點，我可如期接待該院4人自費來華商定訪華演出有關問題并發簽證。1.我接待的總人數(包括帕瓦羅蒂的隨從人員在內)不能超過160人，超過的人數應自費。2.住房仍為前門飯店登記的旅館。3.我方解決童聲合唱團、吹奏樂隊及群眾演員有困難。4.同意電視組自費隨團活動，每人每天食、宿(兩人一間)、交通費至少60美元，城市間交通費另付。以上問題請該院均予諒解。”

　　看得出，中國方面很強硬。談判過程在帕瓦羅蒂的自傳中沒有什么反映，只有一句：“這項計劃已經進行了一年，但我們很少張揚，因為我們怕最后若談不攏，會讓大家太過失望。”

　　其實，今天來看，帕瓦羅蒂和熱那亞歌劇院訪華，條件對中國是相當有利的。簡單地說，國際旅費和藝術家的工資均由意大利方面負責，中方只負責藝術團落地后的接待安排和相關費用，而且由于是兩國政府間的文化交流項目，按慣例不需要支付演出報酬，也不用考慮票房分成問題，只需要支付給藝術家們一點零用金就可以了。與今天商業演出動輒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美元的出場費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但在當時，卻有彼時彼地的情況與困難。

　　能否在體育館里演歌劇

　　在談判備忘錄和相關文件中，有意方提出在體育館演出歌劇的記錄。中方提出，歌劇這樣的“嚴肅音樂”完全不適合在體育館演出。對方顯然不肯輕易放棄，堅持在體育館是可以演出歌劇的。中方于是告訴對方，如果選擇在體育館，需要另外支付25萬美元的費用。25萬美元在1980年代可是一筆巨款，為什么需要這么大的費用呢？中方說，需要支付體育館前后共一個月的場租費。這是當時經咨詢，體育館方面的報價，而且是“上級的規定”，幾乎沒有什么討價還價的余地。即便在今天看來，恐怕也是全球最貴的租金了。

　　意大利人倒是沉得住氣，說我們在經費方面再想點辦法，但后來這個想法還是不了了之，只有選擇由中方為之選定的天橋劇場。而就當時的實際情況看，從中國人的角度，在北京也沒有比天橋劇場更適合演歌劇的了。如果早在1986年就能夠在體育館演出歌劇，對中國文化領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1986年6月22日至7月4日，熱那亞歌劇院在北京天橋劇場演出了6場歌劇《波西米亞人》，其中3場由帕瓦羅蒂出演。此外，帕瓦羅蒂還分別在北展劇場和人民大會堂舉行了兩場個人音樂會。依照中國“專業界”人士的標準，帕瓦羅蒂個人演唱會同樣不太適合進入大會堂。但是帕瓦羅蒂成功了，他成了第一個在人民大會堂舉辦個人音樂會的外國人(其實中國也沒人享受這份殊榮)。大會堂的那場演唱會，是經過胡啟立提議、胡耀邦拍板決定臨時從北展移到大會堂的。這成為1986年帕瓦羅蒂訪華的高潮，音樂會結束時，在一遍又一遍的謝幕之后，帕瓦羅蒂即興發表講話，表達了他的激動與感激。從大會堂出來，坐上紅旗轎車，他對身邊的人說：“今晚是我藝術生涯的頂點。”

　　住宿問題

　　開始，意方對許多事情很堅持。比如對于劇場，他們認為天橋劇場“條件太差”；對于人員，中方要求他們限制在160人以內，他們認為“不可能”；對于原先安排的前門飯店，他們覺得“太落后”。隨著談判的進行，他們接受了天橋劇場。160人的限制，雙方想出了一個折中的辦法，允許意方增加到210人，中方只負責接待160人的食宿交通費用，余下的50人為自費，中方同意安排其食宿交通，但每人每天要交60美元的包干接待費。

　　住宿問題，稍微復雜些，中方堅持認為前門飯店“很不錯”，連卡拉揚率領柏林交響樂團來,住的也是那里。最后意大利使館于1985年10月21日照會文化部，仍然很客氣，“十分榮幸地通知貴部如下：旅館，不太理想，為此希望選擇一個較好的旅館，其差價部分，意方支付。”為此，中方為他們重新選擇了由著名建筑師貝聿銘設計的香山飯店。香山飯店在當時，是北京最好的飯店。兩個賓館的差價加上意方增加的50人接待費用，合在一起高達8萬美元。香山飯店也“趁火打劫”，要求加收提前一天的“起租費”，理由是旅游旺季，北京租房特別緊張，同一天空出這樣多房子有困難，需有一半房子要提前一天空出，其一天費用意方要多支付3100美元。我曾向今天的旅行社請教關于“起租費”的問題，他們說早就沒有這個說法了，你那是什么時候的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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