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論語》心得的“硬傷”與“軟傷”

　　———陳衛平教授在上海師范大學的演講

　　寬容“硬傷”

　　經典是不易讀懂的，因此長期以來基本上只有極其有限的研究者在讀，他們研究的學術成果也在極為狹窄的同行圈子里流布。于是，經典成了學者自賞的孤芳，與大眾隔絕的故紙。于丹打破了這個局面。

　　《于丹〈論語〉心得》是當下普及儒學的標志性讀物，其在《百家講壇》上一亮相，就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一邊是大眾稱贊它為醇香好酒，喝得有滋有味；一邊是有些學者列舉其學術“硬傷”，以為如此解讀《論語》不能容忍。我認為即便有這些“硬傷”，也應當對其持寬容的態度。

　　寬容的理由之一：從社會層面來看，于丹的《論語》心得有其積極作用，即喚起了人們對于儒家經典的文化記憶。我們正在從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任何現代化不可能在傳統的廢墟上生成，離開了繼承和發展民族文化傳統，“中國特色”將無從談起。我們的現代化是在參與、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中展開的，為了抵制西方隨著全球化而來的文化霸權，認同和弘揚民族文化傳統是必要的。儒學是傳統文化的主流，儒學的結晶是其經典，因而讓大眾知曉、了解儒學經典，無疑是繼承和發展、認同和弘揚民族文化傳統的題中之義。然而，經典是不易讀懂的，因此長期以來基本上只有極其有限的研究者在讀，他們研究的學術成果也在極為狹窄的同行圈子里流布。于是，經典成了學者自賞的孤芳，與大眾隔絕的故紙。于丹打破了這個局面。她使《論語》走進千家萬戶，為大眾親近經典鋪設了階梯。這對于當代大眾如何通往儒學經典是一種有益的探索。我們沒有理由叫她“下課”。

　　寬容的理由之二：就學術層面而言，于丹詮釋《論語》的方式有其正當性。儒學經典的詮釋在歷史上形成了兩種主要路向：“我注六經”和“六經注我”。前者傾力于歷史的客觀考證，以確認文本的本義；后者注重于詮釋者的主觀領悟，以引申出文本的現時代意蘊。于丹提到了這兩種方式，并認為后一種方式“是更高境界的學習”，因為其“目的是以經典所傳達的精神來詮釋自己的生命”。事實上，她采用的就是這種方式：有心得便說，無心得便了。自漢代至清末，儒學經典正是在這兩種方式反復交替、雙向同構的過程中，獲得了歷史典籍的客觀性和不斷注入時代精神的常青性。這兩種詮釋經典的方式，如果借用西方詮釋學理論來講，“我注六經”近似西方古典解釋學和19世紀傳統解釋學，“六經注我”則與西方伽達默爾創立的現代解釋學相類。伽達默爾的解釋學以為“歷史理解的真正對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義’”。這對于經典詮釋來講，意味著闡發其意義要比解讀其文字更重要。于丹正是著眼于“這部被譽為治國之本的《論語》，對于我們現代社會、現代人的生活還有什么實際意義”。因此，于丹詮釋《論語》的方式有歷史的、學理的根據，并非有什么過錯。

　　由于是“六經注我”，不可避免地在闡釋文本本義上會出現一些失誤。這就是于丹批評者所指出的“硬傷”。但這不能成為否定于丹詮釋方式的理由。因為即使是強調考證文本本義的“我注六經”，所作出的詮釋也不可能都是絕對正確無誤的。對于《論語》來說，要求詮釋者所說的全是千真萬確的本義，更是不可能。《論語》由語錄組成，若要確證其本義，必須還原其具體的語境，因為同樣的話在不同的語境中含義是不同的。而要還原語錄的具體語境，必要條件之一，是對對話雙方的經歷、身份、關系、對話的主題和背景有確切的把握。但是，《論語》中很多語錄只有“子曰”而沒有對曰者和對話的主題，也有很多語錄有對曰者和對話主題，但對曰者的身世以及與孔子的關系已經無從查考，因而對話主題的具體指向也就不甚了了，有的對曰者的身世以及與孔子的關系，我們略有所知，但不清楚對話的具體背景(時間、地點)。就是說，要完全還原具體語境是做不到的。因此很難斷定哪一種詮釋是最合乎本義的。其實，任何歷史文本的原貌都無法絕對重現。黑格爾早已意識到這一點。他對此有過形象生動的說明：流傳下來的古代藝術品，“是已經從樹上摘下來的美麗果實，一個友好的命運把這些藝術作品傳遞給我們，就像一個少女把那些果實呈獻給我們那樣。這里沒有它們具體存在的真實生命，沒有長有這些果實的果樹，沒有構成它們的實體的土壤和要素，也沒有決定它們的特性的氣候，更沒有支配它們成長過程的一年四季的變換。同樣，命運把那些古代的藝術品給予我們，但卻沒有把它們的周圍世界，沒有把那些藝術品在其中開花結果的當時倫理生活的春天和夏天一并給予我們，而給予我們的只是對這種現實性的朦朧的回憶”。就是說，由于與古代藝術品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具體背景已經不存在了，因此得到的只能是對它們的“朦朧的回憶”。伽達默爾引用了黑格爾的這段話來論證想完全修復原本的企圖是“無效”的。這也許說過頭了，但復制原貌確實十分困難。

　　不過，作為回憶哪怕是朦朧的回憶，總是對原貌的回憶。因此即使是“六經注我”，也是以客觀存在的文本本義為前提的。所以，確證文本本義的困難，不意味著可以對文本作隨意的解讀；只意味著對于文本詮釋的不當和疏漏，不必加以苛責，只要詮釋者不存在主觀故意的歪曲。在于丹的《論語》心得里，似乎還挑不出有這樣的主觀故意，因此其詮釋方式的正當性應當得到承認。

　　批評“軟傷”

　　通俗化解讀儒家典籍，不僅要顧及技術層面的語言鮮活、敘述生動，更要體現思想層面的深刻內涵。對待儒學傳統的正確態度應該是，既要有同情的了解，又要有深沉的反省。但于丹的心得，只有對儒學精神光芒的尊崇。

　　寬容并非排斥批評，善意的批評正是寬容的表現。如上所述，既然不必苛求其“硬傷”，這里就其在如何普及、普及什么的問題的“軟傷”提出批評。

　　批評之一，于丹的《論語》心得缺乏深刻的思想性。向大眾普及《論語》這樣的經典，當然需要通俗。不過，《論語》作為思想性的典籍，對它的解讀如果僅僅是一種輕松的文體和方式，不時穿插一些通俗淺顯的故事、寓言和生活事例，而缺乏思想的深度，那這只是技術層面上的通俗化。可惜，于丹就停留于此。羅素研究西方哲學史時說過：“不能自圓其說的哲學決不會完全正確，但是自圓其說的哲學滿可以全盤錯誤。最富有結果的各派哲學向來包含著明顯的自相矛盾，但正是為了這個緣故才部分正確。”這告訴我們，對于中國古代最富有結果的哲學流派———孔子創立的儒學，只有揭示其內在的思想矛盾，才能真正認識其部分正確之處。但我們在于丹心得中看到的，恰恰是躲開了《論語》中不能自圓其說的地方：她可以講“天何言哉”的無言之教而不理會“有德者必有言”的德者言教；可以講孔子對待學生“很少疾言厲色”的和藹可親而不提用“朽木、糞土”來評價學生的粗魯訓斥；可以講孔子推崇“貧而樂”的超脫境界而回避“我待賈者也！”的功利追求；可以講“孔子從來不主張你去結交富豪和有權勢的人”而不管“子見南子”的依附權貴……這和《西廂記》里的紅娘引《論語》倒很相似。由于不愿剖析《論語》的內在矛盾，于丹的心得就沒有了深刻分析的思想力度。如果這樣來普及《論語》，那么大眾對《論語》的認識也許不會比七百年前的紅娘們提高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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