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 在黨的歷史上是“有功的人”

　　毛澤東曾這樣評說王稼祥：他在黨的歷史上是“有功的人”。因此，學界對王稼祥研究的一個重點就是他的“功”。研究者一般認為，他的“功”主要體現在：一是力促遵義會議的召開，投下了“關鍵的一票”；二是1938年回國帶回了兩個關于中國革命的重要文件，對“應該承認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告訴王明“不要再爭吵了”起了重要作用；三是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提出和闡述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不過，近年來，研究者進一步認為，王稼祥的“功”還應包括他在建國后的外交思想和貢獻，在此方面，有的研究者指出：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提出的所謂“三和一少”，不是修正主義，而是一次在對外政策方面防“左”、糾“左”的嘗試。

　　李立三 不應該簡單地把他和“立三路線”等同起來

　　近年來，學界對李立三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研究者認為，李立三對中國革命功勛很大，不應該簡單地把他和“立三路線”等同起來。他是安源大罷工的主要領導者，五卅運動的主要組織者，漢口工人收回英租界斗爭的指揮者，新中國工會工作的主要領導人，參與制定鞍鋼憲法的負責人。研究者還指出，李立三不僅是南昌起義的重要領導人，而且是起義的倡導者。這就徹底打破了過去一個時期內，研究李立三不能談論安源大罷工和南昌起義這兩個禁區。關于“立三路線”，有的論者認為，他作為當時中央的實際負責者，是“左”的政策的實際制定者和實施者，但中央的“左”傾錯誤不應完全由他來承擔，當時是中央集體犯錯誤；把立三“左”的錯誤上升為路線錯誤的是共產國際，把錯誤完全推到李立三一個人身上的也是共產國際；共產國際的影響是立三“左”傾錯誤的根源。

　　李立三關于工會問題的思想，也是近年來研究的一個熱點。研究者認為，李立三關于工會性質、工會與行政的關系、工會的作用的認識和主張以及工會工作的指導方針等思想，在當年被錯誤地作為“工團主義”和“經驗主義”批判，導致了“左”的錯誤對工會工作的長期影響，削弱了工會在維護工人切身利益方面的基本職能，使工會不能在經濟建設中發揮正常作用。研究者指出，李立三關于工會問題的絕大部分思想都是正確的。

　　瞿秋白 功與過、正確與錯誤的評價接近歷史的原貌

　　瞿秋白是中國革命的先驅者，但在歷史上曾受到過不公正的評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關于瞿秋白的評價，楊尚昆代表黨中央做出了全面、科學、公正的評價：“秋白同志是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主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宣傳家，中國的革命文學事業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近年來，有關瞿秋白的研究成果很多，除大量的研究論文外，還有很多專著，如《從出生到領袖——瞿秋白傳》、《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思想研究》、《瞿秋白傳》、《瞿秋白年譜》等。學界對于瞿秋白的認識，魯振祥的評價最為中肯：瞿秋白即使在犯“左”傾盲動錯誤時期，他的理論與實踐也不是一切皆錯，而是功與過、正確與錯誤復雜地交織在一起。瞿秋白既是“左”傾盲動錯誤的主要責任者，又是糾正實際工作中盲動行為的推動者；他積極探索新形勢下中國革命發展的方式、道路，雖然沒有從根本上突破“城市中心”論的局限，但卻是“農村割據”思想的倡導者；他對“無間斷的革命論的闡述，既有混淆兩個革命階段界限的錯誤，又包含有可貴的理論成果。可以說，正確與錯誤的交織，是瞿秋白犯“左”傾錯誤時期思想與實踐的一個顯著特點。

　　惲代英 較早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分析了近代中國“二元”社會經濟結構

　　以往，學界對惲代英的研究多側重于政治、教育、文化、編輯、軍事等方面，很少涉及經濟領域。近年來，研究者指出，作為政治家，惲代英對民主革命時期的經濟研究十分重視，他較早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分析近代中國“二元”社會經濟結構，提出了一些經濟主張，有些對我們今天經濟建設仍有借鑒作用。

　　研究者還認為，人民主體思想是惲代英一貫堅持、倡導的價值觀念和思想。他的人民主體思想包括：主人翁就是民眾；為人民謀福利是其價值思想的核心；民眾的利益和要求是其價值思想的基本價值標準；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是其價值思想的精髓。

　　鄧發 “工人隊伍里培養出來的領袖”

　　在黨的早期領袖隊伍里，鄧發的生平和貢獻不大為人所知。近年來，這種狀況有所改變。在鄧發誕辰100周年紀念之際出版的《鄧發紀念文集》，以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為依據，證實鄧發自1937年12月起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研究者還追述了他在香港海員大罷工、省港大罷工、北伐戰爭、廣州起義、組建中共政治保衛機構、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代表中共重新與共產國際建立聯系等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活動中，作為參與者或領導者所發揮的的作用，但也沒有回避他在蘇區肅反擴大化和任政治保衛局局長時犯的“左”的錯誤。有研究者認為，鄧發在主持閩西肅反時的狂熱態度，直接釀成了閩西肅反慘禍，對“坑口兵變”等極端行為，負有直接的、第一位的責任。研究者還澄清了鄧發被派新疆工作上的一些誤識，指出鄧發去新疆工作是共產國際的安排，他離疆是盛世才向中共施加壓力的結果。還有研究者對他在延安時期的境遇進行了評說，為人們理解延安整風中“革命在深入”的狀況提供了一個新視角。

　　方志敏 他創建的贛東北革命根據地是“蘇維埃模范省”的卓越代表

　　方志敏被毛澤東稱譽為“民族英雄”。近年來，學界對他的研究主要圍繞兩個方面展開：一個是方志敏的高尚氣節。研究者指出：他的“以身殉志”的英勇壯舉，舍己為公，廉潔自律的楷模曾受到中共中央的表彰和共產國際的關注，他是中國共產黨人一面時代的鏡子。另一個方面的研究集中于他對“方志敏式”的革命根據地的貢獻。研究者認為，方志敏是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和紅十軍的創始人，并且也是榮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蘇維埃模范省”稱號的卓越代表，而且作為“方志敏式”的閩浙贛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始人，他還對“蘇維埃模范省”的工作精神作了理性的思考和科學的總結，概括了蘇維埃的“五種精神”，即民主精神、創造精神、進步精神、刻苦精神、自我批評精神。

　　李達 脫黨而不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

　　學界對李達的研究一直很關注，這主要因為他是一位脫黨不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和他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做出開創性貢獻的特殊經歷。近年來，研究者對李達的生平和學術思想的研究更加深入。研究者既肯定了他作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的貢獻，又沒有回避他所經歷的曲折和錯誤，以及1923年“追悔莫及的脫黨”、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的一度彷徨和后來的哲學政治化偏向。

　　研究者還對李達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或者說從列寧主義到毛澤東思想演進過程中的作用，從學理上進行了梳理，認為上世紀20年代李達的著譯《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和《社會學大綱》，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20世紀五六十年代，李達的《〈實踐論〉解說》、《〈矛盾論〉解說》，對毛澤東“兩論”的思想作了補充和發展；而他對社會主義建設中主觀主義錯誤的批評促使毛澤東反思，初步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他的《唯物辯證法大綱》關于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的思想，啟發了毛澤東對辯證法核心規律的再思考。

　　對李達在建國后的經歷，尤其是在“文革”時受誣陷迫害的遭遇，進行追述和研究是李達研究中的另一個熱點。比如，他在主政武漢大學時對“教育革命”方針的抵制，被認為“埋下了以后‘文革’置他于死地的禍根”。(張世飛/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謝敬/中共中央黨校黨史部;劉穎/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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