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步踏入園中，感嘆“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啊，那時候我十幾歲，被這句話撞了一下

　　于丹：我為什么從夢幻說起，對我來講，第一次看到昆曲的時候就是一個大夢，那已經是二十幾年前，那時候我不到20歲，中文系的小女生。

　　1984年，張繼青訪德回來，我第一次看她的《三夢》，就是《牡丹亭》的《驚夢》、《尋夢》和《爛柯山》的《癡夢》。我現在還記得張繼青的《游園驚夢》。對《牡丹亭》的很多詞早已經非常熟了，突然在舞臺上看見杜麗娘，那個人是亦幻亦真的，她的孤寂，那種自我憐惜，生命對自我的覺醒，就覺得她不是活在真實的人間。她一步踏入園中，感嘆“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啊，那時候我十幾歲，這句話在心中有被撞了一下的感覺。

　　80年代初期，經濟條件跟今天比還是挺簡陋的，但文化挺奢侈的。我們讀大學的時候，正好是西方思潮呼啦涌進來了。海德格爾和榮格對我影響特別大，考慮什么是人，我們自己離自己到底有多遠？什么是人的潛意識，然后就會覺得在夢境中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真切地觸摸到了自己。所以就會有生命的尋尋覓覓。我看《游園驚夢》印象特別深的就是他們倆的相見，是柳夢梅擎著柳枝倒退，杜麗娘也是倒退，那么大的舞臺，最后兩個人的后背一撞，一回身，突然之間前世、今生，就在一個相望，所有的言辭都是多余的，一說就是錯，相逢無一言。你說這個尋覓為什么呢？第一次看見的時候，它給我的感覺是，它一定是我今天生活之外的一個坐標，它一定跟我的生命相關，它不是一個欣賞形式。

　　記者：那時候你和大學生同學分享昆曲心得嗎？畢竟不像什么流行的電影、歌，或者流行的哲學、心理學的書，可能很少有人感興趣吧。

　　于丹：我從小就是一個不怎么跟別人聊的孩子。60年代有幾個孩子在家背《論語》？可能因為是獨生女，讓我從小有一種享受孤獨的心態，比如我喜歡寫日記、聽昆曲。我從小喜歡的詩都怪怪的，大概八九歲的時候，人家問我最喜歡的唐詩是什么？我說最喜歡李商隱，人家說這么點小孩兒喜歡李商隱？!

　　有時候人的成長，分生命跟生存兩個不同的層面，人的生存是越來越社會化的過程，越來越會接近于一種外在的標準；生命成長是一個越來越內心化的過程，你終于越來越成為自己。

　　我上大學的時候，大家說我是北師大“玩委會主任”，我一直屬于性格外向，極其愛玩、會玩的人。但是我一直認為，人在這個社會上要有一些方式是不被人分享的，如果一個人完全自閉，是有問題的，如果一切是可以與人分享的，我覺得也有一點遺憾。

　　我可以跟大家一起去郊游，每次瘋瘋鬧鬧地玩，我都是最極端的。前幾天大學同學聚會還說，你就一個人爬到城墻上，12個男生搭人梯才把你給弄下來。那個跟我愛好昆曲是完全兩個生命。我不是老說人要有自己生命的寬度，而不在長度。如果我老像一個假小子，會覺得你自己的心沒有安處，如果我風花雪月變成特別矯情的中文系小女生，我又會覺得在生存層面上有問題。必須讓生命有多種方式，而讓你在這個生活里面盡可能絢爛一點，我覺得昆曲就是這樣。

　　記者：你說喜歡昆曲的時候是一個普通戲迷的那種心態，追著聽角兒那種。

　　于丹：我一直是以一個小戲迷的心態追隨他們。過去像汪世瑜老師來北京都來我們家包餃子。2007年我去看汪老師廳堂版《牡丹亭》，汪老師語重心長跟我說，你現在跟過去不一樣了，以你的影響力，你什么時候講講昆曲？汪老師的托付，我確實特別當個事，就在這個節骨眼上馬東找我，說中央三套要推一個你的節目，而且是要七天打通，馬東給我列了很多題目，首選是讓我說電影。我說我想說說昆曲。而且我的理念是反過來的，不一定是得讓大家都努力為昆曲做事，而是昆曲可以為你今天的生活做點事，它能帶給你點好玩的東西。

　　后來六大昆曲團要去香港，我說我要去看看戲。那幾天日子特奢侈，我連港幣都沒帶，一家商場都沒有去，每天晚上看戲，白天在酒店，跟這些大腕們一起。他們坐在那兒的時候我就有一種恍惚之感，我迷的就是這些人，他們在舞臺上演出看了幾十遍。上昆的老團長蔡正仁，最好的官生；中國第一老生計鎮華老師；劉異龍，中國最好的丑；張靜嫻，多好的閨門旦；蘇昆的團長柯軍，特別好的武生；還包括汪世瑜老師、王奉梅老師、還有上昆的梁谷音老師。侯少奎先生握著我的手說，你講昆曲，太好了。

　　我本來是特沒心沒肺的那種人，怎么累都沒事，這回到香港又那么高興———不帶任何工作，就看戲嘛。第一天在后臺見他們一圈，然后看戲。結果我夜里4：20就起來了，壓力太大了，我失眠了。我講《論語》之前都沒有這么大的壓力。突然覺得這些人托付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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