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有季羨林,南有饒宗頤。

　　時維秋初,香港酷熱。90高齡的饒宗頤,幾次安排時間,與我們談古論今。話題,在中國傳統的文學、藝術、歷史、考古等學術活動中徐徐展開,還原二十世紀之初至二十一世紀之初今日的百年滄桑,在“國學”熱方興未艾的今日再貼近不過。

　　饒宗頤清癯健談。作為中華文化沃土上成長起來的一代文化大師,他的影響遍及大陸、港澳臺及海外漢學與中國文化藝術領域,是中國一個時代的代表學者之一,被譽為“業精六藝、才備九能”的“通儒”。他長期從事教育事業,桃李滿天下,始終是青年人的良師益友,具備傳統儒者的全部經歷,溫柔敦厚,一派古學者本色。

　　他翻譯及研究世界最古老的巴比倫史詩,《近東開辟史詩》成為該領域的第一部中文譯本。他致力于佛學及中印古代文化交往史等艱深課題的研究,包括古印度梵文婆羅門經典,曾深入鉆研《梨俱吠陀》,并獨樹一幟、自成一家,為紀念這段因緣,他將書齋命名為“梨俱室”。他在悉曇學上更是獨繼絕學,在學術界相關領域深受推崇。這些都超出一般學者的研究范圍。

　　饒宗頤感念:“當年葉公老提攜了我,更提攜了比我年長的陳垣先生,陳垣先生又提攜了啟功先生”

　　1917年舊歷六月二十二日(陽歷8月9日),廣東省潮安縣(今潮州市)一個世代書香之家,饒宗頤呱呱墜地。父親饒鍔是潮安錢莊老板,同時為當地大儒,與二伯父都對佛學和經史素有研究,著有《佛國記疏證》、《漢儒學案》、《王右軍年譜》諸稿及《慈禧宮詞百首》等著作多種,家學淵源深厚,家中“天嘯樓”藏書達十余萬卷,為當時粵東最富盛名的藏書樓。

　　望著襁褓中的男孩,父親期待他學習宋代理學家周敦頤,給他起名“宗頤”,字“伯濂”,也是效法周敦頤在廬山創辦的“濂溪書院”。在這帶有佛學色彩的書香門第和萬卷藏書中浸淫成長,饒宗頤終成一代學問大家。

　　“天嘯樓”下,饒宗頤既是藏書家,也是“用書家”,未成年時即整理其父遺著《潮州藝文志》,連載于1935、1936年《嶺南學報》上。饒鍔先生舊稿23卷,其中已編定16卷;饒宗頤先生除“別其類次”、續訂外,又加《外編》、《訂偽》、《存疑》等卷。此書連同1946至1949年由饒宗頤擔任總編纂重修的《潮州志》,采用新材料、新體例和新方法編撰,精研創新,被譽為“方志史的里程碑”,為我國地方志的一個開創性典范,至今仍為修地方志所遵從。而他的上述著作連同《潮州叢著初編》、《韓江流域史前遺址及其文化》、《潮州志匯編》等等,又使他成為“潮州學”的先驅。

　　1935至1937年,不到18歲的饒宗頤以廣東省立四中肄業的學歷,受聘于國立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擔任藝文纂修。同時受聘的學者多是大名鼎鼎的嶺南才俊,如溫廷敬、冒鶴亭、冼玉清等。饒宗頤以晚輩后學的資歷躋身前輩名家行列,說明他在嶺南文史上的造詣已見重于士林,也說明那時不拘一格、任人維才的優良學風。抗戰開始后,中山大學避敵西遷至云南澄江,饒宗頤本來應一同赴闐,但因病滯留在香港,由此與香港結緣。

　　滯港的1939至1941年,饒宗頤協助大學問家葉公綽編《全清詞鈔》,同時為王云五主編的《中山大辭典》撰稿。當時有一位70多歲的老學者,把年紀輕輕的他介紹給了葉公綽,饒宗頤由此邂逅清詞,進而在后來的1952至1968年在香港大學任教期間,更由此上溯至宋、唐,深入研究了詞學,出版了《詞籍考》,與人合編《詞樂叢刊》等等。其中《詞籍考》是第一部以目錄學和版本學研究詞學的著作,對后來研究者有很大啟示作用,30年后由北京中華書局再版。

　　南國的午時讓人昏昏欲睡,饒宗頤卻興致勃勃。談到這段往事,饒先生仿佛回到風華正茂的少年時光,繼之又流露出對先賢的深沉懷念。他說,近代香港文化的發展,與葉公綽是分不開的,他召集了一大批文化人來港,奠定了香港文化發展的基礎。當時香港的華人富商有古代“養士”的傳統,像“南北行”高、陳等老板都邀集了不少前清翰林、進士等“太史公”,在香港大學等文化殿堂任教或著書立說,以自己的財力資助他們的文化藝術活動,使中華文化在香港百年殖民歷史下仍薪火相傳、發揚光大,開了香港獨具特色的中華文化傳統。港大圖書館大門上葉公綽書寫的對聯“高樓風雨,南海衣冠”,正概括了這樣的史實。

　　他感慨地說:“因緣際合,不可思議。葉公綽先生早年受知于梁士詒老前輩。當年葉公老提攜了我,更提攜了比我年長的陳垣先生,陳垣先生又提攜了啟功先生;而可以說,沒有梁士詒的提攜,就沒有葉公綽,沒有葉公綽先生的提攜,就沒有陳援庵先生、啟功先生和我本人。我們中國讀書人就是這樣愛賢愛才、見賢思齊、代相提攜、轉相為師,中華文化因而百世流芳、發揚光大。葉先生不但學德優秀,而且學識卓越,他還是首先提倡敦煌學的人。”雖逾90,提起先輩恩師,老先生的孺慕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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