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初，賈平凹的長篇新作《高興》問世。《高興》一書的原型劉高興，這位和賈平凹一個院子出生又一起上學，共同生活了18年的伙伴，引起了媒體的興趣。

　　此前，賈平凹自身的經歷和作品，也多次成為他人筆下的素材。但其青少年時期一直是一個空白。劉高興無疑是這段時期最直接的見證者，這位在西安城里以收破爛和賣煤為生的只有初中學歷的農民寫了篇描述青少年時代的賈平凹的文章，賈平凹讀后，對劉高興說：你若當年留在西安上大學、會是比我強很多的作家……

　　賈平凹是魯迅的話,我就是閏土

　　這是四五十年前，陜西省丹鳳縣棣花鎮賈塬村東街五組一個普通的院落。上個世紀50年代初，我和賈平凹先后在這個院子里降生。18年后，賈平凹到西北大學中文系上大學，再后來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一個著名的作家，我則去當了兵，后來回鄉種地，這幾年則在西安城里，以收破爛和賣煤為生。

　　雖然我和平凹的生活和身份如今相差千里，但那份情依然在，打他的電話，我只需“喂”一下，他就能分辨出我是“高興”，無論他是在開會還是寫作，都會和我聊上半天。

　　在西安城里，在這個讓我這個鄉巴佬格格不入的地方，我經常做一個奇怪的夢，夢里沒有任何的景象，只有聲音，只有“嗵、嗵”棒槌敲打粗布衣服的聲音從一個遙遠而又空曠的地方傳來。

　　這兩天，賈平凹托人送來了他簽名送我的書《高興》，在微弱的燈光下，我一口氣將書讀完，這本以我為原型的書讓我多次流淚，在這本書里，我讀到了一個大作家對一個小人物發自內心的關愛和憐憫。

　　如果把賈平凹比作魯迅，我則是那個在月光下舉著鋼叉守護西瓜地的閏土。

　　征兵那年，平凹體檢沒過關

　　平凹比我小一歲，1952年生，中等身材，從小就略顯胖。由于農村的老年人管娃不科學，平凹的頭幾乎和我們同齡人一樣，扁，后面一個把兒，人稱馬提籠子頭。平凹小時候叫平娃，嘴闊鼻直，眉濃，眼泡微脹，臉長而方。長大后自己將“娃”改為“凹”。不過，外面人經常將他喊作平凹(ao)。平凹走路時腳后跟落地很重，這是俗稱的“平板腳”，因此，在征兵那年，平凹體檢沒過關。今天看來，這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

　　平凹從小不太愛說話，農村人講娃乖，不惹事。平凹的《秦腔》中的清風街就是我們的棣花街。棣花街東西長三里，南北寬一里，往北就是陳家溝，西三塬，鞏家河，過了丹江河那個叫南溝的地方，則是我和平凹砍柴割草、放牛的地方。

　　小時候，平凹家算一個大戶，總共22口人，上有祖母，父母，伯父伯母，下有哥嫂弟妹，沒有分家，家里有三間上房，堂屋兩間。人多，飯自然就多，用的是桶子鍋，這個鍋深而大，能盛兩桶水。每次吃飯時，平凹父親先給平凹的婆(奶奶)盛一碗，然后大家排隊來盛飯。做飯燒的是草草柴、包谷稈、樹根等，平凹下午放了學，就去拾柴。

　　每年過年的時候，我們幾個是最聽話的。有一年的年三十晚上，大人們忙著包餃子，叮嚀我們幾個小娃快睡覺。平凹貪念著壓歲錢，睡不著，一晚上醒來好幾次，盼著天亮。天終于亮了，平凹一翻起身，先去給婆磕頭拜年，婆還沒起床，平凹就跪在炕邊的地上，連磕三個頭，起來再作揖，婆忙說：“起來，起來，算了。”平凹說：“這是規矩！”婆穿上外衣，從衣衫的小布袋里給平凹掏了三毛錢。平凹高興地扭頭就跑。然后又去給大伯、二伯、三伯磕頭。

　　平凹膽子小，秋千蕩得不是太高

　　“丟窩”是我們小時候經常玩的一個游戲。在屋檐底下的地上挖個窩兒，再劃條線，每人拿一個核桃往前滾，誰的核桃離線最近，誰就是第一名，用勁太大，滾到線外就是最后一名。后來我在西安，有一次去一個酒店收破爛時，看到了大廳里擺的一個臺子，擠了一堆人在玩。保安說那叫沙弧球。保安看我是個農民，讓我趕快拿了破爛離開。我出了門，心里想，那玩法和我們小時候的“丟窩”一樣。

　　點天燈，這是平凹父親在山陽中學教書學會的。我、平凹還有其他幾個小伙伴，把白紙用糨糊糊成直徑為一米的圓錐形，底子用鐵絲拴成十字形，在十字的中間綁一個盛煤油和松香的小圓盤，煤油和松香被點燃后冒出的煙把天燈送上天，穿過村鎮，隨風吹到很遠的地方。

　　小時候的游戲還有摔泥巴，沒有水的時候就用尿和泥，捏成一個中間凹的圓餅，口朝下摔到地上，一聲脆響，上面就破開一個洞，比看誰摔出的響聲大以及破的洞大，輸了的人要挨打。平凹個子矮，勁小，常常是他輸得多。我們還用泥捏汽車等。每年的清明，除了上墳外，大人們不定期要為孩子們架一個秋千，平凹膽子小，蕩得不是太高。

　　在我們的童年里，玩具都是自制的，把包谷稈的皮從中間豁開一個口子，插進去一個木棒棒，沾上唾沫，拉動小木棒，就會發出吱吱的響聲，這就是“二胡”。或者用爛瓦片玩過家家，邊玩邊喊：“叮當叮當飯熟了，鍋里煮個狗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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