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個“牛郎織女”的故事，六個省明爭暗斗，到一個“梁祝故里”的傳說，十幾個城市虎視眈眈，直至今天山西兩地對“帝堯故里”的“文化攻勢”、河北三地對魏征故里“花落誰家”各執一辭。近年來的中國大地上，圍繞著文化遺產的各種爭奪戰可謂烽煙四起、高潮迭起。

　　這場文化遺產爭奪戰到底所為何來，透過文化保護的旗幟，其中暗藏的玄機耐人尋味。有人認為這是利益之爭，有人認為這是學術之恥，還有人認為這是拉動地方經濟增長的無奈之舉，您如何看待？

　　事件盤點

　　河北三地共爭魏征故里

　　在河北省晉州市區西南部，有一個占地面積706萬平方米的魏征公園。這個始建于1994年10月的公園，是“晉州人民為紀念祖籍晉州龐表村的大唐貞觀名相魏征興建的”。去年，河北省館陶縣“成功舉辦了‘魏征故里館陶——臺州產業合作懇談會’”。近日，號稱魏征故里的河北省巨鹿縣則舉行了500人規模的世界魏氏宗親懇親大會。而且互聯網上新觀點，說以“唐代石碑”來論證的話，魏征故里應在陜西。

　　山西兩地均自稱“帝堯故里”

　　今年4月3日，山西臨汾市啟動了對堯陵“300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修復”，其中一期工程投資高達1000萬元。此前，臨汾市委還牽頭成立了堯文化研究會，主要任務是整理、保護和發掘“帝堯和其臣民所創造的思想、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成果，以及相關的文物、遺跡、傳說和故事”，并研討出版相關書籍。

　　幾乎同時，山西省長治市長子縣也邀請省內外專家學者，召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堯王故里暨堯文化研討會”。據了解，長子縣還邀請全國的專家學者對堯王故里進行論證。一時間，堯真假故里之辯，為人們議論紛紛。

　　山東兩縣爭奪“金瓶梅”

　　山東陽谷縣與臨清市相距不到80公里，同屬聊城市管轄。自去年起二地共同打起了《金瓶梅》這張牌，前者已經建起了“金瓶梅”文化區；后者請北京大學教授出招，自我定位為以《金瓶梅》休閑文化旅游體驗為特色的旅游城市，而且打出了“《金瓶梅》故鄉”的旗號。

　　更多事件回顧

　　炎帝之爭：湖南株洲有個炎帝陵；1994年湖南酃縣更名為炎陵縣；山西高平市修建炎帝陵，用大量的古代石碑為其“撐腰”。還有專家指出，陜西寶雞才是炎帝的正宗故鄉。

　　舜帝之爭：舜耕歷山，這個典故國人耳熟能詳，但歷山在哪里？山西垣曲、翼城、沁水、洪洞都稱在本地。山東也來爭奪“舜王”，還辦了一個名為“舜網”的網站。

　　老子之爭：河南有人認為老子的故里在洛邑，建了老子文化廣場；安徽有人認為老子是渦陽人，也大打“老子”牌，開發老子文化。

　　姜子牙之爭：在我國家喻戶曉的姜子牙，現在有許多“故鄉”，其中有“山東說”、“許州說”、“新蔡說”等。

　　皇甫謐之爭：皇甫謐是中華“針灸鼻祖”，寧夏、甘肅兩地媒體、網民為爭論其歸屬地，吵得不可開交。

　　諸葛亮之爭：今年，湖北襄樊舉行儀式，紀念諸葛亮出山1800周年。諸葛亮躬耕之地有湖北襄樊和河南南陽兩種說法，“嘴官司”打了多年。

　　觀點爭鳴

　　文化遺產之爭有害無利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范圍被劃定以后，這種競爭就更激烈了。原因就在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包含的范圍更廣，給神話或是傳說中的人物找個家更方便，于是像“梁祝故里”一下子就冒出10多個。實際上，爭“名人歸屬”也罷，奪“正宗地位”也好，都與國家搶救、保護和傳承文化的宗旨相去甚遠。而那些無利可圖又恰恰亟待保護的地方劇或是少數民族藝術，往往就無人問津。

　　在2005年發生“端午節申遺之爭”后，2006年蘇州又提出了端午節“伍子胥起源說”與傳統的“屈原說”分庭抗禮，希望確立“蘇州端午習俗”的地位。而恰恰就在這個時候，天津社科院專家對近千名市民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近五成青少年不知端午節來歷和具體日期，而更多的年輕人表示喜歡過“洋節”。這種反差令人深思。如果青少年對我們民族引以為自豪的優秀文化傳統和習俗都如此陌生和淡漠，并轉而熱衷于洋節異俗，那么只專注于“文化遺產”之爭，而不傾心于維護和傳承文化，這對我們的社會發展又有什么意義呢？那些著眼于地方利益的文化遺產爭奪戰，絕非文化創新，對文化傳承有百害而無一利！ 劉剛

　　文化遺產“物質化”之憂

　　前兩年，川劇變臉這一絕技已經被某些藝人廉價出賣到了日本。美國則將我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花木蘭》改編成了動畫片，在全球公演，不僅狂卷了幾億美金，更重要的是，他們將我們民族的花木蘭移花接木，改造成了美國人情感與理想價值系統的帶有女性主義的美國女兵的形象，完全和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相悖。前者，提醒我們的是，別讓賺錢的思路把我們銹蝕成為了不懂得珍惜的敗家子，將我們珍貴無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廉價化、商品化；后者，則提醒我們如何守衛我們民族的根性，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不被同化和殖民化。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工作，真的需要我們做的還不少呢。如同物質文化遺產并不只是我們賺錢的機器一樣，非物質文化遺產更不是賺錢的寶貝，它們的“物質性”方面，都需要我們保護；它們的“精神性”方面，都需要我們發現并重新認識它們的價值，這種價值，是文化的價值，而不是經濟的價值。這樣看似簡單的選擇，對于我們今天來說，卻已經有些亂花迷眼，在唯GDP是舉的那種陳舊思路面前，我們往往容易彎腰撿起芝麻而丟了西瓜。但愿，這只是我的杞人之憂。 肖復興

　　“遺產經濟學”的文化后患

　　政府參與社會事業的文化構建，本沒有錯。但問題是，這樣的建設應當以公共文化服務為重點。面對此起彼伏的“爭奪戰”與“偽文化”浪潮，政府本應做正確的引導，為何卻成了推波助瀾的主導？

　　實際上，逐步升格的“崇古活動”與不斷新建“文化標記”，已經成為一些地方新一輪面子工程的集體亮相，甚至有些國家級貧困縣也卷入其中。在光大傳統、發展文化的口號之下，一些官員的心中，不僅有對經濟效益的圖謀，更有對“政績收益”的盤算。他們用行政撥款下注，看能否博取更大的利益，創造經濟——文化——政治的多贏。

　　讓經濟利用，被政治挾持，結果是，以文化為名義的文化行動，非但沒有為社會繁榮帶來推力，沒有增強我們的歷史文化意識，反而推助了急功近利、唯利是圖的社會風氣，加劇了好大喜功、鋪張浪費的官場惡習，留下了沉重的文化欠債和社會成本。這恐怕是“遺產經濟學”更大的后患！(盧新寧)

　　文化為名 利益為實

　　一位歷史名人，當然不會有好幾個故鄉。大家爭相攀親，無非是想“借雞生蛋”，沾名人的光，提名氣、拉投資、引游客。文化為名，利益為實。一個參與爭奪名人故里的縣領導就坦言，他所在的縣沒有什么特色，“想辦法”與歷史名人拉關系，是“不得已而為之”。

　　不可否認，歷史名人確實能給一些地方帶來些人氣，有利于招商引資，發展旅游經濟。然而，如果不顧歷史事實，單憑子虛烏有的“史料”主觀臆斷，甚至歪曲歷史，胡編亂造，只會造成歷史的混亂，影響文化傳承。到頭來，這樣互相拆臺的惡性競爭恐怕也只會造成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費，得不償失。(楊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