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是我最喜歡的女作家之一。雖然她在文壇上從來沒有像池莉那樣大紅大紫過，也似乎從來沒有造成過“洛陽紙貴”的轟動效應。但我相信，總有不少人對她乃至她的作品刻骨銘心，并在純文學領地里為她保留一席之地。

　　我是從《風景》第一次接觸她的，她對小人物苦難生活的冷靜敘述深深擊中了我，從此方方這個名字就異常清晰地印在我腦海里，以后又陸續通過《桃花燦爛》《埋伏》《有愛無愛都刻骨銘心》《奔跑的火光》《萬箭穿心》更深刻地感受她的寫作風格，也因此一次又一次地被她的文章所打動，所震撼。

　　　　　　　　　　　　　　　　　　　　　　——網友纖纖月

　　方方無疑是給人力量的那種作家，她的作品質地硬朗，充滿張力，以至于很多讀者誤把她當成男作家。11月28日，在山西文學院舉辦的作家研修班上，湖北作家方方接受了本報（注：山西晚報）的專訪。“文如其人”在她身上體現得如此貼切，爽直開朗，口為心言，有人說方方哪里像南方人啊，活脫一個北方女人，看著就讓人親近。

　　“全家理工科，就我學了文”

　　(其實他艱難地行走的路乃是一條不通向任何地方而直指死亡的路。他存在的意義是他行進時痛苦而扭曲的姿勢。

　　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祖父在父親心中》)

　　記者：首先祝賀您當選湖北省作協主席。作為女主席您有什么感想？

　　方方：我覺得這很偶然，如果湖北有一個男作家像我這樣出道最早，年齡也大一點，也可能大家都選他了。

　　記者：我覺得您這個性格不像個當“官”的。

　　方方：本來也不是個官嘛，我當作協主席才兩個月，朋友也說我現在還沒找到感覺。自由散漫慣了的，到現在都還沒習慣開會。

　　記者：我替一些讀者問一個問題，作為女作家，怎么能寫出那么堅硬有質地、很硬朗的作品？

　　方方：武漢本身就是個比較硬朗的城市。

　　記者：您和池莉都是武漢作家，但作品差異很大。(方方和池莉被評論家譽為描寫平民與凡俗人生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方方：是，我們風格不同。這可能和個人閱歷、性格等等有關，包括生長的環境、教育背景都會影響到一個作家的選擇和表達。

　　記者：聽說您有三個非常出色的哥哥，家庭給了你什么樣的影響？

　　方方：我的哥哥們包括我父親都是理工科的。我大哥當年是湖北省第一名考入清華大學的，二哥是東北大學的教授，小哥是搞航空的。我們家都很喜歡文學，可能和祖父的影響有關。我從小就喜歡語文，一直是語文課代表，參加工作后也很喜歡寫詩。

　　記者：您祖父的故事可以講一下么？

　　方方：我祖父由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畢業后，在南昌教書，那時很多人都和我祖父一樣相信教育救國。1937年,日本人打過來的時候，學校遷到外地，他則回到老家。戰事打到了家門口，他帶著老鄉逃跑，途中遇到日本人，他用英文和日本人對話。日本人因此放過了老鄉帶走了祖父，并希望他出面做維持工作，但祖父給拒絕了，并寫下“匹夫不能為國拒敵，有死而已”，最后被日本人用亂刀砍死了。

　　記者：您一直說自己上過兩個大學？

　　方方：高中畢業后，我留城當了搬運工，是從一個純粹知識分子生活的環境中突然被扔進社會的底層，感官上是很受刺激的。這4年，相當于上了一輪大學——社會的大學。這和下去深入生活是完全不同的。進入那樣的環境，你只能跟他們站在同樣的角度和立場來看待生活，你只覺得自己和他們是相同的人。其間的一些見聞和經歷，可讓我受用一生。當時學徒工只有12到18塊錢工資，我一個月就有38塊,三個月后是42塊，父親去世后，家里十分拮據，這樣就能養活我自己和我母親。1978年參加高考，我考到了武漢大學中文系。

　　記者：是這種經歷給了您特有的文學底色嗎？

　　方方：當然。我最初的寫作就是從這個地方以及這些人開始。因為他們給了我人生最大的觸動。讓我突然認識了社會的另一個層面。或者說讓我知道了這世上還有那么多與我的生活完全不同以及與我的思維方式、我的人生理想完全不同的人。

　　“文學就是藕后面那絲”

　　(七哥說生命如同樹葉，所有的生長都是為了死亡。殊路卻是同歸。七哥說誰是好人誰是壞人直到死都是無法判清的。七哥說你把這個世界連同它本身都看透了之后你才會弄清你該有個什么樣的活法。我將七哥的話品味了很久很久，但我仍然沒有悟出他到底看透了什么到底作怎樣的判斷到底是選擇生長還是死亡。我想七哥畢竟還幼稚且淺薄得像每一個活著的人。——《風景》)

　　記者：作為作家，寫作對您意味著什么？

　　方方：寫作就是為了解決問題，我不太相信為大眾寫作這樣的話，其實寫作最終都是在滿足你的個人需求的時候而滿足了其他。上千年來文學的魅力就在于這是無數的個人表達，充滿了不定性，充滿了豐富性，每個讀者都會找到自己需要，尤其年輕的時候，可以從中找到自己的參照、榜樣或是力量，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記者：評論家給您戴了“新寫實作家”的帽子，認可嗎？

　　方方：我無所謂。其實在某種意義上，新寫實就是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風景》《祖父在父親心中》《在我的開始是我的結束》，這些作品都是。評論家干的就是歸納概括這樣的事情，把白菜蘿卜分成堆才方便他們評介嘛，評論家評論出的思想有的可能作家根本就沒想過。我們是兩條道。我只管寫就行了。其實小說寫實是最難的，所謂畫鬼容易畫人難，就是道理。它的規則性很強，人物、結構、語言，需要很扎實的文學功底。

　　記者：現在回頭看，如何評判大學期間的創作？

　　方方：大學期間在文學社我們討論的話題是“文學能不能寫愛情”、“文學能不能寫悲劇”、“文學是‘歌德’的還是‘缺德’的”。大三時我寫了第一篇小說《羊脂球》，寫一個青年在社會壓力下墮落的故事，結果在學校里被老師當成反面教材批評了一頓。后來就寫了被大家稱為處女作的、結尾很“光明”的《大篷車上》，其實(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小說，我現在都不敢看，你寫了些爛小說，是多么丟人啊。但對我個人來說，卻給我很多機會。避開了被編輯不斷退稿的情況，一下進入有人約稿的階段。不過那時，手里拿著五六份約稿信就不會寫小說了，整個人都傻掉了。

　　記者：作家們通常都會“不悔少作”，那你從什么時候開始 “不悔”的？

　　方方：1986年，寫了《白夢》之后，我始終在用我最喜歡的方式表達，始終很喜歡自己的作品。好像整個人醒過來了。到現在也有21年了，我寫每一篇作品都心里有數。或者表面上從一個憤怒直白的人變成一個“卻道天涼好個秋”的人了，但我要表達的始終沒有變過。

　　記者：關于當年文學的爭論你現在怎么看？

　　方方：文學很多時候表達的不是是和否的問題，而是把生活中所有的問題放在質疑的位置上。每一個事件的背后都有很多其他的東西，就像一截藕切開后，無數絲在后面，那無數絲就是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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