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的“分水嶺”，它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由此拉開了中國從長期內戰到全民族抗擊日本侵略的序幕。在團結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親歷西安事變》中，當年親身經歷過西安事變的原東北軍、西北軍有關人員呂正操、趙壽山、孫銘九等，以及楊虎城女兒、楊虎城衛士、蔣介石侍從秘書蕭贊育等通過回憶和口述，披露了西安事變中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揭秘了西安事變的內幕，從不同的側面真實還原了西安事變的歷史真相。

　　趙壽山將軍親歷西安事變前后

　　趙壽山將軍曾是楊虎城領導下的十七路軍的一名高級將領，也是西安事變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之一。

　　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所率領的部隊，在蔣介石的軍事體系中屬于所謂的雜牌，歷年來受盡了蔣的壓迫與歧視；在“剿共”戰役中又不斷遭到紅軍的嚴重打擊，實力日益削弱。

　　1936年11月，蔣介石趁解決“兩廣事變”的余威，把他的嫡系部隊約30個師，從兩湖調到平漢線漢口—鄭州段和隴海線鄭州—靈寶段，準備入陜，達到一舉消滅紅軍的目的。12月4日，蔣介石攜張學良由洛陽到西安，向張、楊攤牌，提出兩個辦法，要他們作最后的抉擇：一個是服從命令，把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全部投入陜北前線，在其嫡系部隊監視之下積極“進剿”紅軍；一個是如果不愿“剿共”，就將東北軍調閩，十七路軍調皖，把陜甘讓給其嫡系部隊。蔣介石所提出的這兩個辦法，都是張、楊所不能接受的，他們既不愿再替蔣介石打內戰，也不愿讓自己的部隊離開西北這個根據地，為蔣介石所消滅。出路只有一條，就是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張學良將軍為了最后爭取蔣介石能同意聯共抗日的要求，12月7日還向蔣介石進行了一次“哭諫”。不料蔣介石聽了勃然大怒，罵張年輕無知，受了共產黨的迷惑。張、楊忍無可忍，才下了“硬干”的決心。

　　當時西安各階層的廣大人民，都積極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團結抗日的主張，中國共產黨通過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在知識青年中進行的抗日愛國教育，有力地激發了學生們的愛國覺悟和革命熱情。12月9日，西安一萬多學生為紀念“一二·九”一周年，舉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蔣介石的特務警察竟開槍打傷了游行的小學生，激起廣大群眾的義憤。群眾當即決定前往臨潼華清池向蔣介石請愿。

　　蔣聞訊后令張學良嚴行鎮壓，“格殺勿論”。張急忙趕往十里鋪勸說學生回去，學生們群情激憤地向張請愿，張深為學生們的愛國熱情所感動，更加堅定了逼蔣抗日的決心，他當場對游行的群眾說：“我與你們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的，你們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再往前走就要被機關槍掃射，我不忍看到你們遭受傷亡。你們現在回去吧，一星期以內我一定用事實答復你們。”言至此，聲淚俱下。結果，不到3天，張、楊就發動了震驚中外的“雙十二”西安事變。

　　我在十七路軍的時間比較久，知道楊虎城將軍是一個有愛國心的人，他與共產黨發生聯系是很早的。他和蔣介石之間一向有矛盾，更不滿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1936年10月，我外出考察學習一年后回到陜西，先后和楊談過好幾次，我著重向楊陳述了當前形勢，說明日本帝國主義企圖進一步滅亡全中國的各種事實，同時也談到我在平、津和濟南與宋哲元、韓復榘見過面，以及在南京、上海等地徹底看清了蔣介石政府禍國殃民，腐敗透頂，人們怨聲載道的情況。楊注意地聽我說，還不時點頭。我知道楊與中共早有聯系，就直言不諱地談到我們可否派得力的人員，與紅軍進一步加強聯系，以便將來共同抗日。楊表示同意，但又提出我們要慎重考慮。

　　在最后一次和楊談話中，我看情況甚緊，便提出：“是否可以考慮，蔣如果來西安，必要時我們把他扣起來，逼他聯共抗日。”楊聽了顯得有些驚異，望著我說：“天大的事，我們敢干？”我說：“只要你把當年打李貞的精神拿出來(李貞是蒲城縣的大惡霸，楊在青年時把李擊斃)，就敢干！”楊看起來不反對我的意見，但他卻以深沉而又帶責備的態度對我說：“你這些話只能對我說，絕對不能對其他任何人講。”

　　1936年12月8日，張、楊已商定準備扣蔣，并作了適當的分工，大體是：臨潼歸東北軍負責，西安歸十七路軍負責。11日晚9時許，楊派車接我到他的住所，楊對我說：“今晚要行動。”命我任西安方面軍事總指揮。

　　12月12日早晨，約5時許，聽到臨潼已有槍聲，各部隊就同時開始行動。約到7點半鐘，已將大部分蔣軍解除武裝。到8時，西安的軍事行動全部結束。張聽我報告以前，曾接到劉多荃的電話報告說：“委員長跑掉了，尚未找到。”張即要臨潼電話查問，接電話的是白鳳翔。張問找到蔣沒有，白說還沒有，張即命令白：“如果9點找不到委員長，就把你們的頭送來！”張打罷電話與楊出室外散步，他們走到假山上站住談話，情緒緊張，心情都有些不安。張說：“虎城兄，如果委員長到西安后，采納了我們的意見，我便送他回南京。”楊低頭沉思說：“委員長生死未知，是否能找到？”當他們回到室內時，即有電話來，報告蔣介石已經抓到。張、楊聽了憂慮頓失。9時許，蔣被押送至西安，即住在綏署大樓。南京政府在西安的軍政大員在蔣到西安前已全部被扣押起來。

　　張、楊在蔣被扣以后，立即向國內發出了抗日救國8項主張的通電，并打電報給陜北中共中央，請他們馬上派代表前來共商抗日救國大計。12月17日，黨中央派出的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代表團到西安，與張、楊協商并一起和蔣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齡和端納)進行了談判。經過談判，蔣被迫接受了聯共抗日的要求。12月25日張、楊釋放了蔣介石，張并親自把蔣送到南京，西安事變遂告和平解決。

　　蔣介石回南京后背信棄義，扣留了張學良，并積極調派軍隊向陜西推進。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內部，一部分人主和，一部分人主戰，相持不下。這時漢奸、特務和別有用心的人在兩軍內部進行挑撥，破壞團結。1937年2月2日，以孫銘九為首的少壯派槍殺了元老派軍長王以哲后，東北軍內部發生分裂。十七路軍方面，馮欽哉部和沈璽亭、唐得楹兩團叛變投蔣。1937年5月5日，蔣介石批準楊虎城將軍辭去本兼各職，楊被迫出國。十七路軍其余部隊被改編為38軍，此后，蔣介石進一步采取“金錢收買”、“擴編利誘”以及“分割使用、戰場消滅”等手段對付十七路軍。

　　楊虎城衛兵眼中的西安事變

　　現年91歲高齡的王志屏老人，西安事變時任楊虎城的衛士，他的回憶首次披露了西安事變中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

　　王志屏，祖籍陜西省蘭田縣人，與楊虎城同屬三秦老鄉。1935年7月，他參加了楊虎城領導的十七路軍教導營，當了幾天普通士兵后，就被調任教導營勤務班任班長。1936年初，又被選調到楊虎城的衛士隊，負責楊虎城公館周邊的保衛警戒工作。

　　王志屏回憶說，在“雙十二事變”(即西安事變)前一天晚上，我在西安皇城新城大樓內負責守衛，當時突然停電了，我剛想問是怎么回事時，楊虎城的隨從副官王華亭趕緊上前制止，不讓管這事兒。然后衛士隊進行了分工，我被分在新城大樓的樓后進行守衛。

　　12日早晨，我和衛兵朱子明、上官克勤3人接到指示，有重要客人將來新城大樓，我們被命令守衛在新城大樓門口，其中朱子明和上官克勤站在正門口，我站立在偏門口。原以為客人要從正門進，誰知來客卻走了偏門，當時一見到那個重要客人，我的心里就咯噔了一下，為啥呢？因為客人正是蔣介石，當時他穿著長袍，腳上沒穿襪子，光著頭，也沒戴帽子。他的身邊還有幾名衛兵緊緊跟隨，看到他走來，我下意識地敬了一個軍禮，只聽他嘀咕了一句，那句話因為說得小聲，自己沒聽清楚，可能是“不要緊”，也可能是“不要敬禮”。后來才知道，他是被張學良和楊虎城扣押起來的。

　　事變當天上午，張學良走進了新城大樓，當時我就在門口站崗。我戴的有槍套，可沒有把槍放在槍套里，而是插在腰間皮帶的前面。走到我面前時，張學良還拍拍我的肩膀，告誡我說：“把槍裝進槍套里，不要別在胸前，你們給委員長送東西時，委員長把你們的槍拔去自殺了怎么辦？”我趕緊按張學良的命令，把槍裝進槍套中。緊接著房間里就傳來張學良和蔣介石的爭執聲。

　　先是張學良叫了聲委員長，接著是蔣介石說，既然這樣子了，你不要叫我委員長，把我槍斃好了。張學良的聲音說(好像趕緊遞上了一張紙)，這是八項政治主張，只要委員長在上面簽了字，就還是我的委員長。蔣拍起了桌子說，讓我簽字，除非把我槍斃了！接著張學良說到了東北失陷，熱河棄守，就是蔣指示的結果。蔣介石還擊說：我讓你棄守你就棄守了？張學良聞言很惱怒地說，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當時棄守就是服從你的命令造成的。接著就是兩人爭吵，聲音越吵越高。

　　在新城大樓被扣押兩天后，蔣介石就被轉移到了高桂滋的公館，當時張學良也住在高公館內，負責看押蔣介石的人輪換班。我那一班人中，除了我之外，還有兩個人，一個是朱子明，另一個就是上官克勤。

　　一次，蔣介石叫衛兵朱子明說，想以私人關系借兩毛錢，買點糖吃。朱子明就讓我去拿，我找到王華亭副官說明情況，從大廚房里拿來了一包糖，這包糖足有20多斤。送到蔣介石面前時，他卻堅決不用，說借兩毛錢是私人感情，決不想沾張學良和楊虎城軍營里面的公用物品。我們退出來將情況反映給王華亭。王華亭說，你們也真笨，找點紙，包一點糖，就說是用兩毛錢買的不就行啦。我們依言照辦，蔣介石果然沒再推辭，將糖放入水杯中喝下。

　　“雙十二事變”之前，十七路軍里就有許多共產黨員，楊虎城雖為國民黨軍隊的將領，卻一直與共產黨員交往密切。在我見到的人中，就有宋綺云、孫蔚如等共產黨的干部。

　　我在看押蔣介石期間，還見到了周恩來。當時我奉命警戒，來了一輛小臥車，從車上下來兩個人，一個頭戴禮帽，身穿長袍，另一個全副武裝，腰挎短槍，手拿公文包，像是隨從副官，他遞給我一張名片，接過名片一看，我才知道是周恩來。我立即將名片交給升娃(楊虎城的勤務兵楊鴻升)，隨即楊虎城親自出來迎接了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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