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侍從秘書蕭贊育回憶西安事變

　　蕭贊育時為蔣介石侍從秘書，他從一個側面回憶了自己親歷的西安事變。

　　1934年春，蔣介石秘書鄧雪冰(文儀)來信，要我在南昌行營政訓處副處長及侍從室侍從秘書二者中作一抉擇，以便報請蔣介石任命。我考慮后決定就任侍從秘書，大概3、4月間到南昌報到。

　　不久，侍從室改組為第一、第二兩個，晏道剛任第一處主任，陳布雷任第二處主任，第一處管總務、參謀、警衛，第二處管文書、速記與研究，我專任侍從秘書，編制屬第二處，而直接承辦蔣介石指示交辦事項及隨時提出報告，實際上是獨立性質。我手下有一書記、一工友，平時承辦業務，舉凡軍校同學個人或單位負責人、力行社及所屬有關同志向蔣介石報告請示事項，凡由我轉呈者即由我請示后答復。此外，蔣介石若有遠行，我們都隨侍左右，每到一地，輒有軍校同學或地方黨政官員呈遞報告，或要求請見，即由我向蔣介石呈報轉達，有些地方，蔣介石尚未到達以前，派我們先行前往聯絡。

　　1936年10月31日，蔣介石在洛陽度過50歲生日，發表“報國與思親”文。11月13日，蔣介石登嵩山，我們偕行。大家曾在古樹漢柏前攝影留念。游嵩山后，我們便于12月4日抵達西安，下榻華清池。

　　事變發生的前兩天，我在西安市看到許多游行請愿的學生，在馬路上呼口號，街頭墻上到處張貼標語，要求停止內戰，反對內戰，一致抗日，大感驚訝，往見陜西省主席邵力子，問此時此地，何以有此類標語游行？邵不認為太嚴重，但承認有隱憂；在我看來，這一種現象，應是嚴重的了。

　　因此在西安事變的前一天，我即約集中央派在西安工作的一些人員交換意見，商量辦法，大家也感覺到情況之可慮，并知道張學良、楊虎城的左右和部隊中，均有左派分子在活動，并舉出較為活躍的問題人物若干人，如張部衛隊營長孫鳴九、秘書某某等，以及楊部的秘書長，認為均有特別加以注意處理的必要。于是我根據大家提供資料，及目見情形寫成一書面報告，準備第二天早上轉呈蔣介石，沒想到幾個小時后事變就發生了。

　　12日凌晨5點左右，忽然槍聲四起，勤務兵梁介然和書記林培深都跑進來，報告情況，我立刻穿好衣服，步出房外，打開靠外墻的小門一探究竟，不意門一開，馬上一顆槍彈射了過來，接著是一名傷兵爬進了門口，只是叫痛，不能多言語。“到底怎么回事？”大家都不明白。

　　由于不能出去，我乃走上閣樓，往外張望，此時天已微明，只見密密麻麻的都是張部東北軍，但是后面驪山上，很清楚的看到穿黃軍服與灰軍服的少數人，還在彼此射擊，被擊中者一個個滾下山來。

　　慢慢地，天已大亮，槍聲漸止，我再度開門，走向墻外廣場，想多了解一些情況，張部士兵問明我的身份時，說：“委員長不抗日，我們是要抗日的。”我被送到衛兵門房，那時門房里已聚集了侍從人員二三十人，有不少是從床上拉下來的，只披上大衣便出來了。

　　門房中，張學良的軍官一再進來詢問：“委員長究竟往哪里去了？什么時候離開的？”誰也說不出來。我這時還在為蔣介石慶幸：“蔣介石可能早已聞警，避過此劫了。”

　　約八九點鐘，忽聞后山鼓噪聲大起，并有人高叫：“委員長找到了！委員長找到了！”隨即發出集合號音，沒幾分鐘，蔣介石下山了，并在門房的大門口停下來，只聽到蔣介石高聲道：“我要在這里休息！”又聽有人說：“副司令在西安等候，請上車到城里去。”

　　蔣介石走后，我們侍從人員也坐上大卡車，被送往西安楊虎城綏靖公署的衛士隊，草席地鋪，每人一條軍毯，裹著毯子靠壁而坐，到下午二、三時，士兵送來一桶飯，一桶菜，有碗筷，無桌椅，飯菜既惡劣，心情更壞，不食亦不饑。這時交際科長周文章帶來了八大主張之印刷文件。

　　天黑后，我和毛慶祥、汪日章、葛武棨四位秘書被送至西京招待所，每兩人住一間房，房內只有一單人床，汪日章讓我睡床上。第二天早上10時，張學良前來，到每一個房間，對我們的受驚表示慰問，這時我要求和他談話，張同意，自己將房門關上，我們兩人便站著談。張學良首先表示此次行動主要是為了抗日，此次兵諫，系由于蔣介石不接受意見，出于不得已，并告訴我，蔣介石脾氣還是很大，不肯吃東西。我便要求在我們四位秘書中，有一人去見蔣介石，聽候招呼；他說，不需要，委員長在那邊有人照料得很好。我乃問張，今后如何打算。張說，委員長今天是中國的領袖，今后還是需要他做我們的領袖，但領袖應虛心多聽大家的意見，委員長如能改變態度，采納意見，我將親自送他回南京。張又說，委員長對他并不信任，反聽特務人員肆意誣蔑挑撥，說張學良如何聯俄聯共，對中央如何不忠，弄得上下離心，無以自明。張并說，實則特務人員有什么用？我這次干出的事，特務人員哪里去了？我馬上表示，這是誤會，我說，委員長實在是很相信副司令的，即我們這些人，也沒有誰是不相信副司令的。此次事變發生，我們在沒有讀到兵諫通電以前，怎么也想不到會是副司令自己主持發動起來的，足見中央派在剿總的工作人員，并不是以副司令為目標的。張冷笑曰：得了罷！得了罷！張接著又說，我們此次所干的事，一切均由委員會討論，但我自當負其責任，事情做得對不對，當靜候國人公評，暫時不另行組織政府，如國人都說我做的不對，我當向國人引咎認錯。談話中也明白表示說：當今之世，尚有誰敢向委員長直言相爭者，我這次總算向他開了一個大玩笑。臨行張又說：昨天第一次見他，他只肯講兩句話：“你要當我是領袖，應趕快送我去洛陽或南京，不能講條件，否則把我當做俘虜槍斃好了，不必多言。”張說，事情哪有這么簡單，現在是我們自由說話的時候了。過去他不許我多說，便不敢多說，現在他不要我說，我還是要找他說，今天早晨又向他說了兩個鐘頭。

　　張去后，我會見了陳辭修，告以與張談話經過，陳表示事已至此，恐將一不做二不休，勢必蠻干到底；并說，此時中央應有嚴正表示，何敬公更責無旁貸，應急起主持，統一指揮，以實力謀應付。陳又說，今后如能恢復秩序，誠應切實檢討，特務人員、政工人員，每予人以口實，激起無謂反感者，自應加以注意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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