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1986年，轉機出現。據林孟熹在《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中講述，這一年的9月，傅涇波向他展示了一封北京大學的公函，大意是：茲奉有關上級指示，同意司徒雷登之骨灰以原燕京大學校長名義安葬于臨湖軒。傅涇波原打算次年五四前往北京舉行安葬儀式，未料節外生枝。

　　燕京大學畢業生、時在國家教委任職的國仲元曾看到中央領導同意將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在燕園的批示，但后來遭到一些燕京大學老校友的反對。“雖然他們未必位高權重，但寫信給中央，也產生了影響。”國仲元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某中央領導人因此就要求將此事“暫緩”。1987年4月，借調到中國駐美大使館教育處的國仲元將這一消息通知了傅涇波。第二年，傅涇波離世。骨灰安葬的任務落在傅涇波的兒子傅履仁身上。1999年時，骨灰回葬燕園的事曾再次出現希望，但旋因中國駐南聯盟使館被炸而擱淺。

　　后來大家多次奔走，但仍沒有實質進展。“傅履仁也74歲了。”國仲元說，“大家說，別等了，等我們這代人不在了，就沒人辦這事了。”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里，傅履仁與杭州方面達成了共識，作為一個次優選擇，司徒雷登的遺愿還是在他生活了五十年的國度上落地了。

　　司徒雷登曾說，他是半個中國人半個美國人。他一個人的歷史，是中美兩國交流史的一個縮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