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驚心動魄的一年，也是歷史大轉(zhuǎn)折的開始。這一年的元旦，是毛澤東和周恩來人生中的最后一個新年，而鄧小平則處在與“四人幫”斗爭的政治漩渦中。

　　毛澤東發(fā)表舊詞

　　元旦當(dāng)天，全國各大報刊都刊載了毛澤東十年前寫的兩首詞：《水調(diào)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標題下方，印著筆跡顫抖的“毛澤東”簽名。

　　同時發(fā)表的經(jīng)過毛澤東圈閱的“兩報一刊”元旦社論寫道：發(fā)表這兩首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怎樣看待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當(dāng)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的集中反映”。

　　在這前一天，上年歲末，毛澤東在書房里會見兩位美國客人——美國前總統(tǒng)尼克松的女兒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爾和女婿戴維·艾森豪威爾。年輕的夫婦是為其父親尼克松下個月再次訪華打前站而來的，兩人拿著尼克松寫給毛澤東、周恩來的親筆信。毛澤東伸手從翻譯唐聞生手中將信拿了過來，他竟然能用英語清楚而準確地念出信中的日期：1975年12月23日。

　　交談中，講到毛澤東將發(fā)表的兩首詞。毛澤東說，“老的。”“有一首是批評赫魯曉夫的”。使兩位客人感到出乎預(yù)料的是，毛澤東談話的主題仍是“斗爭”。他說：“我們這里有階級斗爭，CLASS STRUGGLE(階級斗爭)!在人民內(nèi)部也有斗爭。共產(chǎn)黨內(nèi)部也有斗爭。”他以不容質(zhì)疑的口吻宣告：“不斗爭就不能進步。”“八億人口，不斗行嗎？！”朱莉、戴維注意到，他們面前的毛澤東盡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盡，“斗爭”的話題卻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樣興奮起來”，“他的頭腦甚至比中國的年輕一輩更充滿活力，更渴望斗爭”。眼前的事實使這對年輕的夫婦不由得感嘆：“不論歷史如何下結(jié)論，毛的一生肯定將成為人類意志力量的突出證明。”

　　周恩來生命垂危

　　1976年元旦，已處于病危之中的周恩來，在似睡非睡中隱約地聽到了電臺的廣播聲，當(dāng)他知道發(fā)表了毛主席的兩首詩，他讓身邊人員趕快將《人民日報》找來。這天下午，大家仍然按習(xí)慣，在周恩來清醒時，若見到他精神還可以，便提醒他：是否要讀《人民日報》主要版面的重要新聞。他就讓讀毛主席的“鳥兒問答”這首詩。當(dāng)讀到“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時，周恩來的嘴角綻出幾絲笑紋，甚至可以聽到隱隱的笑聲。可是，膀胱癌和腸癌的劇痛很快又使他雙唇緊抿。秘書收起詩詞，他雖然疼得額上沁滿汗珠，仍然堅持示意讓秘書把詩詞放在他的枕邊。

　　元旦前夕，多年來給周恩來理發(fā)的朱師傅，又一次托人捎來口信，要為總理理一次發(fā)，干干凈凈過個年。周恩來不忍讓朱師傅看到自己病重的模樣而傷心流淚，始終不同意朱師傅到醫(yī)院為他理發(fā)。

　　元旦過后，周恩來病情惡化，生命垂危，1月8日逝世。

　　鄧小平苦撐危局

　　鄧小平主持工作后，由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直接指揮的“北大、清華大批判組”，用臭名昭著的“梁效”筆名炮制反革命輿論，寫了大量所謂批判文章。其中直接誣陷鄧小平的文章即達60多篇。

　　他們無中生有，誣蔑鄧小平是“翻案”、“復(fù)辟”的“總根子”、“總代表”。“黨內(nèi)至今還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資本主義的當(dāng)權(quán)派。”江青指示“北大、清華寫作班子”編造了《鄧小平言論摘錄》，《鄧小平是怎樣背離馬克思主義的》、《鄧小平與機會主義頭子言論對照》、《批判鄧小平投降賣國路線參考材料》和評所謂的“三株大毒草”等十多種誣陷材料。其中僅《評三株大毒草》就印發(fā)了八千萬冊，散發(fā)全國。這些材料，把鄧小平同古今中外二十多個反動派代表人物相類比，編造了上百條罪狀。

　　對這種極其反常的情況，鄧小平十分惱火，但又無可奈何。1975年12月30日下午，汪東興打電話給鄧小平，要他過目一下“兩報一刊”的1976年元旦社論《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這篇社論中充滿階級斗爭的火藥味，對“促生產(chǎn)”卻談的很少。鄧小平問：“誰搞的？前幾天政治局討論過的社論，為什么不用？政治局還要不要？”

　　汪東興告訴他說：“這篇社論主席已經(jīng)圈閱了。”

　　鄧小平聽了以后，放下電話，不言不語，陷入沉思中。

　　來源：《老年生活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