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的五無是勞而無怨

　　周總理是中國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義，“八一”起義，萬里長征，三大戰役，這種真刀真槍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爭，國統區長駐虎穴，這種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經濟工作、文化工作，這種大管家的煩人雜事他干；“文化大革命”中上下周旋，這種在夾縫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

　　他一生的最后一些年頭，直到臨終，身上一直佩著的一塊徽章是：“為人民服務”。如果計算工作量，他真正是黨內之最。周恩來是1974年6月1日住進醫院的，而據資料統計，l至 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14小時有9天；14-18小時有74天；19-23小時有38天；連續24小時有5天。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時之內。而從3月中旬到5月底，兩個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參加中央會議21次，外事活動54次，其他會議和談話57次。他像一頭牛，只知道負重，沒完沒了地受苦，有時還要受氣。1934年，因為王明的“左”傾路線和洋顧問李德的指揮之誤，紅軍丟了蘇區，血染湘江，長征北上。這時周恩來是軍事三人團之一，他既要負失敗之責，又要說服博古恢復毛澤東的指揮權，惶惶然，就如《打金枝》中的皇后，勸了金枝，回過頭來又勸駙馬。1938年，他右臂受傷，兩次治療不愈，只好赴蘇聯求醫。醫生說為了徹底好，治療時間就要長一些。他卻說時局危急，不能長離國內，只短住了6個月，最后還是落下個臂伸不直的殘疾。而林彪也是治病，也是這個時局，卻在蘇聯從1938年住到了1941年。“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成了救火隊長，他像老母雞以雙翅護雛防老鷹叼食一樣，盡其所能保護干部。紅衛兵要揪斗陳毅，周恩來苦苦說服無效，最后震怒道：“我就站在大會堂門口，看你們從我身上踩過去！”這時國家已經癱瘓，全國人除少數造反派外大多數都成了逍遙派，就只剩下周恩來一個苦撐派，一個苦命人。他像扛著城門的力士，放不下，走不開。每天無休止地接見，無休止地調解，飯都來不及吃，服務員只好在茶杯里調一點面糊。當時干部一層層地被打倒，他周圍的戰友、副總理、政治局委員已被打倒一大片，連國家主席劉少奇都被打倒了，但偏偏留下了他一個。他連這種“休息”的機會也得不到啊。全國到處點火，留一個周恩來東奔西跑去救火，這真是命運的捉弄。他坦然一笑說：“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大廈將傾，只留下一根大柱。這柱子已經被壓得吱吱響，已經出現裂紋，但他還是咬牙苦撐。由于他的自我犧牲，他的厚道寬容，他的任勞任怨，革命的每一個重要關頭，每一次進退兩難，都離不開他。許多時候他都左右逢源，穩定時局，但許多時候，他又只能被人們作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他的過人才干“害”了他，他的任勞任怨的品質“害”了他，多苦、多難、多累、多險的活，都由他去頂。

　　1957年底，我國經濟出現急功近利的苗頭，周恩來提出反冒進。毛澤東大怒，連續開會發脾氣。1月初杭州會議，毛主席說：“你脫離了各省、各部。”1月中旬南寧會議，毛主席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這時柯慶施寫了一篇升虛火的文章，毛主席說：“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嗎？”1958年8月成都會議，周恩來檢查，毛主席還不滿意，表示仍然要作為一個犯錯誤的例子再議。從成都回京之后，一個靜靜的夜晚，西花廳夜涼如水，周恩來把秘書叫來說：“我要給主席寫份檢查，我講一句，你記一句。”但是他孤對孤燈，常常五六分鐘說不出一個字。冒進造成的險情已經四處露頭，在對下與對上、報國與忠君之間，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深深的痛苦。他對領袖的忠誠與服從絕不是封建式的愚忠。他是基于領袖是黨的核心、是黨統一的標志這一原則和毛主席的威信這一事實，從唯物史觀和黨性標準出發來嚴格要求自己的。連毛主席都說過，真理有時在少數人手中，卑賤者最聰明。但是你必須等待多數人或高貴者的覺醒。為了大局，在前幾次會上他已經把反冒進的責任全攬在了自己身上，現在還要怎樣深挖呢？而這深深游走的筆刃又怎樣才能做到既解剖自己又不傷實情、不傷國事大局呢？天亮時，秘書終于整理成一篇文字，其中加了這樣一句：“我與主席多年風雨同舟，朝夕與共，還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恩來指著“風雨同舟，朝夕與共”八個字說，怎么能這樣提呢？你太不懂黨史。說時眼眶里已淚水盈盈了。秘書不知總理苦，為文猶用昨日辭。幾天后，他在八大二次會上作完檢討，并委婉地請求辭職。結論是不許辭。哀莫大于心死，苦莫大于心苦，但痛苦更在于心雖苦極又沒有死。周恩來對國對民對領袖都癡心不死啊，于是，他只有負起那讓常人看來，無論如何也負不動的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