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公心　永鑒青史

　　陳浩

　　在周恩來同志波瀾壯闊的偉大一生中，處處體現了他對祖國對人民的無限忠誠，事事貫注了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精神。黨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革命工作第一，是他考慮和處理一切問題的出發點。

　　我曾有幸跟隨周總理工作十來年，深為他的一心為公，奮不顧身的高尚品德和優良作風所感動。從他的一言一行中受到終生難忘的教益。這里，僅就回憶所及，記下他無數感人至深的事跡的點滴，與大家同溫他的諄諄教誨，共同緬懷他的偉大品格。

　　一、爭取一分鐘時間，就多做一分鐘工作

　　周總理曾對身邊工作的人員說：“我們老了，為黨工作的時間不多了，爭取一分鐘時間，就多做一分鐘工作，要搶時間工作才行啊！”他不僅晚年在爭分奪秒、忘我工作中度過，而且一生都是這樣工作的。一年365天，周總理的工作日程總是排得滿滿的，往往一項工作沒完，約談別的工作的同志已經在等著他了。他夜以繼日，日以繼夜，一天要精神高度集中地工作十七、八個小時。

　　總理常常晚上十一、二點鐘才開完會或接見完外賓，回到辦公室，還有很多文件，有些是特急件等著他審批。雖然他已很疲倦旭還是以高度的責任感和驚人的毅力堅持工作，發困時就擦點清涼油提提精神，實在太困乏了，就用溫毛巾擦擦臉。身邊的同志勸他早點休息，他卻說：“有那么多工作等著我辦，我怎能去休息呢！”有一次，他在夜間見外賓，結束時外賓問他：“該休息了吧？”他說：“我的工作才開始呢。”幾十年來，總理保持夜晚工作的習慣，因此曬太陽的時間比一般人少得多，長期下來怎能不有損健康呢，可是他好象從來沒有這樣想過，而是只講夜間工作的好處：安靜、效率高，可以與白天工作的人流水作業，處理問題及時。他很少能睡上五、六小時的整黨，就是這樣短的睡眠時間還常常因為一些緊急工作而被打斷，真是“三更未眠五更起”。聽說1968年胡志明主席來中國治病，向總理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他能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兩小時。總理回答說：“我做不到。”胡主席說：“打一半折扣，每天多睡一小時吧。”總理說：“盡量做到。”后來事實證明他并未做到。

　　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周總理的工作日程總是排得那么滿，工作效率總是那么高。1954年，他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了新中國成立后參加的第一個重大的國際會議--日內瓦會議。我做為代表團的工作人員隨同前往，幫助總理做秘書工作。由于當時會內會外的斗爭極為復雜，中國代表團的每次發言，每個細小的反映都為各國代表團和世界輿論所關注。因此，在整個會議期間，周總理每天都要親自掌握會議進展情況，大量閱讀外電報道，了解世界輿論的反映，及時召集代表團的內部會議，匯報情況，分析形勢，討論和制定對策，一切大事他都要親自決策，并在每天夜間親自口授電文向中央匯報請示。電文由我整理出來送他審改批發，常常要忙到凌晨三、四點鐘。同時，會議期間他還要頻繁地開展會外活動，與各國代表團廣泛接觸，進行耐心的交談。他不僅同一些大國代表團進行了交往，還拜訪了幾個小國代表團，甚至找了南越的保大代表團成員談話做工作。總理在會議期間廣交朋友，把統戰工作與外交工作緊密結合起來，收到很好的效果，《華盛頓郵報》反映說：“周總理通過日內瓦會議會內會外的大量工作，消除了當時國外一些人頭腦中一個‘好戰的’中國的印象。”此外，總理與英國外交大臣兼副首相艾登舉行了多次談判，達成了中英兩國在北京和倫敦互派代辦的協議，創造性地建立了半外交關系。總理還會見了一些國際知名人士，如電影藝術家卓別林和加拿大友好人士朗寧等。請卓別林觀看《梁山伯與祝英臺》，征求他對該片的意見。

　　6月下旬日內瓦會議休會期間，別國代表團團長休假去了，周總理卻抓緊時機，冒著酷暑，風塵仆仆地訪問了印度和緬甸，簽訂了中印、中緬聯合聲明，共同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然后又趕回國內，與當時在我國休假的胡志明主席討論印支問題。

　　7月下旬總理從日內瓦開完會回國途中，順道訪問了民主德國。在柏林，為起草接受洪堡大學的榮譽博士的講話稿等忙得一夜未睡，上午10時又去接受榮譽學位。

　　他出席日內瓦會議前后近3個月，從未抽空去游覽有“世界公園”之稱的瑞士的名勝古跡，不在因公外出時游玩是他的一貫作風。他說過，他早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始終沒顧上去游覽巴黎的埃菲爾鐵塔。

　　1963年底到1964年初總理進行了歷史性的亞、非、歐十四國之行。1963年的除夕，計劃到阿爾巴尼亞休息，但到達后，又不顧長期旅途疲勞，參加了當晚的宴會、晚會和會見工人代表等五項大型活動，直到次日凌晨兩點才結束。一清早總理又起來同正在干活的阿方清潔工、警衛戰士、司機親切握手，祝賀新年了。在這次出訪中，他不慎摔傷了右手，本應上藥包扎，但他考慮到訪問工作的需要，不讓包扎，一直忍著手疼與外國朋友握手，只在臨離開阿爾巴尼亞時，才告訴我使館的同志們，因手傷不能與大家握手告別了。

　　在國外工作是如此緊張，但總理說，“出國對我來說是個休息”，因為只干這一件事。平時在國內，要操勞幾億人口大國的方方面面的大事，更費心血。他曾說：“我是總理，要負全面的責任，上對中央，下對群眾，不多管一些怎么行呢？”

　　新中國剛成立的最初幾年，總理兼任外交部長，他每周有一個晚上到外交部去辦公，與各司處長以上骨干開會，分析形勢，研討政策，有時還傳達中央的指示。由于太忙，常常要夜晚十一、二點或更遲才能到外交部，一直談到夜里兩、三點鐘，甚至天亮。周總理就是這樣爭分奪秒地為人民工作了一生，正象他自己常說的：“我們要象蠶一樣，盡力吐絲，直到生命止息，春蠶到死絲方盡嘛！”

　　二、絕不能不負責任，草率從事

　　周總理對黨和人民的事業具有高度的責任心。他總是站在全黨全國的高度，從全局、從整體利益來考慮問題，對工作極端負責任，一絲不茍、精益求精，容不得任何粗枝大葉、拖拉推諉的工作態度，對那種“大而化之”的作法，他多次提出評批說“這是不許可的”。他經常告誡身邊工作的同志“絕不能不負責任草率從事”。他不僅以身示范，為我們做出表率，還時刻對我們提出嚴格的要求。

　　為了一刻也不耽誤黨和國家的大事，他常對我們秘書說：“不要怕我忙嘛，有急事就隨時找我。”他要求有急事必須立即向他報告，即使在他休息或接見外賓時，也得寫條子報告，秘書報來的急事他總是馬上就看，必要時當場批示處理。因此，他掌握情況和處理問題都非常及時，有時掌握情況比主管部門領導還快。

　　有一次，我收到一份急電，沒有立即送去。總理晚上批閱文件時看到這份電報，馬上把我叫去，問為什么沒有立即送他閱。我答：電報來時總理正在休息。他不滿地問：“是革命工作重要，還是休息重要？”他總是以對黨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去爭取時間，掌握工作的主動權和最有利的時機。

　　如果由于秘書疏忽、懶散，沒有及時辦好交辦的事，他就和善而嚴肅地問我們：“你們比我還忙啊？”“你們只管一方面的事，為什么還辦得不及時呢？”

　　對于辦案，他要求抓住重點，掌握案件的重要情節，弄清來龍去脈和問題的實質，找出解決問題的關鍵，做出簡明扼要的匯報。如果由于我們沒有認真加工就把文件送他批，一經發現，常常是把文件打回去重辦，甚至把主辦部門找來，當面告誡：絕不能不負責任，草率從事。如果由于我們想當然，不去查清，甚至想打馬虎眼，把文件送給他，也絕逃不過他的眼睛，他會說：“這點你為什么不查清？趕快去查！”我們向他匯報工作，回答問題，如果說：“不知道，”他不責備；如果說“也許”、“大概”之類的話，就要挨批評。他要求能向他提供最新的準確情況，并能及時無誤地傳達他的指示，辦完后一定要向他回報：此事已辦妥無誤。這樣，他才放心。

　　總理要求秘書在經手辦案時，能發現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如果我們沒寫什么意見，他就問：“你的意見呢？”他要求我們多動腦筋，做造創性勞動，不要只做技術性事務性工作，要能幫他出主意，提政治性、政策方針性意見。他有時故意反駁我們的意見，啟發我們思考問題。這樣既訓練培養了干部，也使問題經過討論得以妥善處理。

　　總理發現工作受到較大損失時，十分痛心，對有關同志提出嚴厲批評時，總是講清所犯錯誤給工作帶來的損失。受過他批評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批評是出于對工作高度負責，為了維護革命原則和人民利益，使人受到深刻的教育。

　　總理批評人總是當面批評，從不背后議論。他的批評是直率的，有時是尖銳的，但態度是誠懇親切的，與人為善的，肝膽照人。受批評的同志感受到的是他對干部的愛護而不是打擊，因而在他面前沒有顧慮，沒有戒心。

　　總理關心愛護知識分子干部，但要求也是嚴格的，常常針對他們的弱點提醒說：知識分子不要翹尾巴，如果把你關在屋子里，讓你幾個月看不到報紙和文件資料，聽不到報告，接觸不到群眾，你能寫出好文章嗎？寫文章只是開加工廠，如果沒有組織上為你創造各種條件，沒有廣大群眾的實踐，你能憑空寫出東西來嗎？應該看到自己的成長是由于黨的教育和培養。他舉例說：“日內瓦會議的成功不是代表團了不起，而是由于全國人民的勝利，抗美援朝的勝利。代表團只是依據黨的政策做了一些工作。”

　　對于少數有名利思想，向組織爭名要利的人，總理既對他們進行思想教育，又毫不遷就他們的個人要求。他說：凡是自己向黨伸手的人都不能同意其要求。他從來不遷就那些伸手要官的人。

　　總理對干部政治上是關懷的，思想上、工作上是嚴格要求的，使用上是任人唯賢的，他堅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頭。1949年11月總理在政務會議上指出：“要敢于提拔人才”，但不能“濫用私人”，不能“憑主觀喜怒來評定和提升干部”。用人的標準是“要看他的歷史、工作態度、經驗和能力”以及“群眾對他的認識”。

　　總理不僅非常關心干部，在工作中嚴格要求干部，而且對干部子弟，也從關心和愛護出發，提出嚴格的要求。他不贊成解放后還辦干部子弟學校，他指出：那是戰爭年代的需要，在和平環境如果還辦，勢必使干部子弟脫離群眾，特殊化。他主張干部子弟上普通學校，與群眾的子弟打成一片。他交代要取消干部子弟學校。他說，我無子女，但我要對子孫后代負責，我不怕得罪人。他還反對干部子弟享受特殊待遇，如看戲時與首長一樣，坐在前排，他看到時總要提出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