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宋子文日記記載，上午西安方面召開“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會議，張學良、楊虎城屬下的部分將領認為在蔣介石離開西安前，至少應履行承諾部分條款，因而“引起軒然大波”，“更有謂舉行二次革命者，反對張(學良)，指其過于猶豫不決。”張學良與宋子文召集態度最激烈者進行說服工作。當晚，楊虎城也因同樣的問題與張學良“發生激烈爭吵”。宋還和張學良討論如何使蔣離開西安的辦法。

　　蔣介石這天的日記記載說：“共黨對余忽提出七項條件，并聲明中央軍未撤退潼關以東，仍留余在西安。此與昨夜子文所談者完全相反。”蔣乃囑咐宋子文將條件退還以及中共方面“不再言條件”。接著，蔣記述了周恩來和他會見的簡短經過。

　　比照蔣介石、宋子文24日日記，有以下幾點不同：第一，宋的日記看不出是日進行了談判。蔣日記則有中共忽然提出七項條件等等，似乎談判在繼續；但又說這是張學良“指使共黨做黑面，而彼自可做紅面，賣情討好，以為將來諒解之地”。“未幾，張果出而調解”，“共黨并不再言條件”，又似乎是非正式談判。綜合二人記錄，24日沒有進行正式談判。第二，蔣日記表明周恩來在張學良、宋美齡的陪同下，在夜間十時許與蔣會談。這是西安事變期間周、蔣的第一次會面。但會談時間不長，也沒有談什么實質問題。周、蔣會見的時間及經過，蔣的記述應該是真實的。宋之所以未提，如前所述，他把日期記錯了。第三，兩人的日記雖都證實了張學良、楊虎城因放蔣問題發生激烈爭吵，但宋記載詳細，而且說明他和張學良商定，25日秘密單獨釋放蔣及辦法，即“我們討論了將委員長帶至機場驟然離開之可能性，但認為此舉過于危險，因張(學良)之一舉一動完全可能已處楊(虎城)的監視之中。后決定，倘局面未有改善，我應動員蔣夫人于次日晨以力促延長停戰期為由，先行返回南京，待入夜，我與張將攜委員長乘車至張的營地，然后由陸路前往洛陽。”不過，這一計劃最終未實行。

　　25日，宋子文日記記載：宋氏兄妹見了周恩來，周再次要求見蔣介石。周見蔣時，要求他作出停止剿共、容共抗日和允許中共派代表到南京解釋其主張三項保證。蔣答復說，若紅軍“愿停止一切赤化宣傳，聽從他的指揮，他將視其軍隊如己出”，并同意周本人親赴南京，繼續討論。周與蔣會談結束告辭后，又和宋子文落實了以下幾件事情：1、胡宗南軍隊應調離陜、甘，2、蔣返回南京后應發表通電，3、人民應有言論自由之權利，4、中共在上海任命一名聯絡員，5、逐步釋放政治犯。宋督促周必須讓蔣迅速離開西安，周“答應盡其所能。正是他最終說服了楊。”當日下午4點30分，蔣介石等人抵達洛陽。

　　蔣介石這天日記記述內容較多，主要為晨刻宋子文告知張學良決心送他回南京。上午十時許，周恩來第二次與蔣面晤，希望蔣對他當面承諾“以后不剿共”，同時答應蔣提出的以后中共擁護其領導，紅軍接受其指揮。蔣雖然拒絕當著周恩來的面說“以后不剿共”一語，但明確同意對紅軍“不但不進剿，且與其他部隊一視同仁”。蔣離開西安登機時，曾阻止張學良護送其回京。下午五時廿分，蔣介石等在張學良的陪同下飛抵洛陽。

　　對比蔣介石、宋子文25日日記，其共同之點：第一，是日上午，周恩來與蔣面對面正式敲定，國共兩黨停止內戰、進行合作抗日。由此結論，西安事變期間，周恩來與蔣介石共進行了兩次會談，一次在24日夜間，一次于25日上午；至是日上午，和平談判順利結束。第二，周恩來答應宋子文勸說楊虎城，幫助蔣介石當日離開西安，并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這表明周恩來是同意蔣當天離陜回南京，但并不知道張學良要親自送蔣返京。第三，蔣離開西安前，曾召張學良、楊虎城訓話。不同之處：(1)關于蔣對張、楊的訓話內容，宋日記系蔣原諒了二人的做法，蔣日記僅說訓話半小時。另據楊虎城事后說，蔣對他們說：“今天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后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后我絕不剿共。我有錯，我承認；你們有錯，你們亦須承認。”(2)張學良決心親自送蔣回南京，因楊虎城反對，乃決定讓宋美齡和蔣介石分頭離開西安，遭到宋美齡的反對后，張答應想辦法一起走。宋的日記沒有這些記載，類似的內容記在了前一天。(3)蔣一行抵達洛陽的時間，宋記載為4時30分，蔣系5時20分，離開西安到達洛陽的時間，對蔣來說，應是刻骨銘心的，所以他的記錄應是正確的。

　　蔣介石獲釋離開西安，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通過蔣介石、宋子文西安事變日記的對比，顯然，由于不同的身份和地位，蔣介石在涉及到與張學良、楊虎城、中共代表周恩來的談判以及做出的讓步妥協并最終接受停止內戰、容共抗日主張這方面的記錄，有所顧忌，故意隱晦或輕描淡寫，而對宋美齡到西安勸說他作出適當讓步，滿足西安方面開出的條件，以及對宋氏兄妹冒險營救他情感的流露等，著墨較多；宋子文則在蔣不愿記述的方面記錄比較客觀、詳細，但在一些時間、日期上記述有誤。盡管如此，這兩份日記補充和糾正了已知史料之不足或錯誤，并解開一些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歷史謎團，對于進一步研究這段歷史以及事變的重要當事人蔣介石、宋子文、張學良、楊虎城、宋美齡、周恩來等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因此，這兩份日記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審)

　　文／ 孫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