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爆發之后，中國和美國的關系陷入高度緊張，敵對的情緒讓不少身在美國的華人，迫不得已和家人斷絕了關系。然而楊振寧對家人卻表現了不同的態度。

　　楊振寧：我的態度是覺得，我跟我父母兄弟姊妹通消息天經地義。我不怕人來找麻煩。所以我一直是通消息的。有時候打電話，你可以想象得到在五十年代打電話，第一電話不像現在這么聽得清楚。第二兩方面都緊張，所以我記得有時候過年的時候打電話，打了五分鐘，講來講去其實就是說你聽見沒有，你聽見沒有。老是講這個，其實并沒有多少的。兩邊的情緒其實也都挺緊張的，一方面又很緊張一方面又聽不清楚。所以其實講完了以后覺得沒講什么話。

　　這樣的電話聯系遠遠解決不了對家人的思念之苦。尤其是楊振寧知道父親生病住進了醫院，更是思之心切。1957年，就在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獎前期，父子二人終于在日內瓦得以見面。

　　陳曉楠：那當時對您來講，父親第一次和您見面的時候，那已經是離您等于是離開國家離開中國，已經有很多年的時間了，當時你們兩個父子兩個人在日內瓦見第一面是什么樣子的？

　　楊振寧：剛見面的時候就我剛才講的是非常沖動。我父親的表情也可以說是非常非常復雜的心理狀態。都表現在他的臉上。那么然后幾天呢，就是大家都神情很緊張，因為要講許多親戚朋友的事情。然后漸漸的才平息下來。

　　這張珍貴的合影就是1957年在日內瓦見面時拍下的。這是楊振寧赴美十二年后第一次見到父親，也是父親第一次看到兒媳和孫子。父親臨別時寫了兩句話送給楊振寧：每飯勿忘親愛永，有生應感國恩宏。這句話在日后成了楊振寧一生的激勵。

　　后來的幾年中，楊振寧又有機會與母親和兄弟姐妹們會面。他了解到，其實父親從第一次見面，就有一個欲言又止的想法。

　　楊振寧：我父親出國這件事情呢，是我父親是通過統戰部接洽的。……

　　父親當然希望楊振寧能夠回去報效祖國。可是當時的中國正處在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在這種情況下，讓楊振寧放棄他已經很有成績的學術研究，父親又實在是難以啟齒。

　　楊振寧：我父親自己是一個沖突，我媽媽就比較很清楚，她說不要回來，我自己呢，當然是也有這個沖突。

　　除了不愉快的討論，父母所描述出來的中國，與楊振寧在美國看到的報道也是大相徑庭。

　　陳曉楠：當時在美國的時候，您知道在中國的這片土地上所發生的那些變化，自己的家庭所發生的那些變化嗎？

　　楊振寧：有一天晚上我父親就跟我介紹中國怎么樣，他說中國現在怎么好，怎么好。他說從前中國一根針都不會做，這是事實。他說現在不但是針可以做，可以做橋可以做飛機。

　　陳曉楠：1962年，楊振寧在日內瓦再次和父母以及弟弟楊振平見面。沒想到，弟弟一出機場就遭遇了檢查。不但所帶的箱子要檢查，甚至還要脫掉全身的衣服。而1964年他們一家人在香港見面的時候，隔壁住的也是以保護他們為理由的警察。楊振寧猜測這些都和他當年的核物理研究方向有關系。不過即使是這樣，楊振寧并沒有放棄每一次和家人團聚了解中國的機會。直到1971年，中美兩國的關系出現了解凍的跡象，楊振寧趕緊打了一個報告聯系回國探親的事。生怕晚了一步，時局又會變了。

　　楊振寧：中國大使館給我的簽證不是在美國的護照上，因為中國不承認美國，美國不承認中國，所以它另外有張紙，一張白紙。上頭貼了我的相片。然后說是這個人的，允許回國。也沒說這個人是誰，當然講了名字。沒有說我是什么國的公民，就說是準許這個人到中國探親訪問。什么時候進中國，什么時候離開。

　　就是這小小的一紙簽證，載著楊振寧回到他闊別了二十六年的祖國，回到了這片與他的生命有著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