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有些賣國賊確是有些文才，或者本身就是有名的文人。因此有人主張，賣國賊其人其文應當分開，人歸人，文歸文，以示對文化的尊重。對于這種主張，某不敏，遲遲以為不可。遠的不說，就拿抗日戰爭中兩個著名的漢奸賣國賊汪精衛和周作人為例來說吧。

　　先說周作人。周作人是“五四”后的文學之士，以散文名。日本侵略者正是利用周作人的著名文化人身份作為自己鷹犬的(也曾輾轉游說南走的郁達夫，被拒絕)。據《周作人年譜》第536頁記載:約七七事變前后，鄭振鐸離開北平前，曾和周談過一次話，鄭勸他，有可能時，應當離開北平，周不以為然，他說，和日本人作戰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軍，沒有打，人家已經登岸來了。我們的門戶是洞開的，如何能夠抵抗人家？鄭說，不是我們去侵略日本，如果他們一步步逼過來，難道我們一點也不抵抗嗎？周沒有答話。周作人所持的是“必敗論”，這正是他后來投敵附逆的思想緣由之一。周作人這個“必敗論”和汪精衛、周佛海等的“低調俱樂部”論是完全一致的。

　　國民黨方面，葉公超也曾專赴北平，苦勸周作人離開北平，無功而返。

　　周建人的兒子(即周作人之侄)當時寄寓周宅，以死相諫(后來果然自殺了)，周亦不為所動。所以周作人是死心塌地投敵附逆的，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周作人的漢奸地位雖不及汪精衛，但他是日偽文化界的一面旗幟，這個作用無人能及。周作人除了總督包括北平在內的日占華北地區的文化教育以外，還是以汪精衛為首的南京偽政權的所謂“和平委員會”的主要成員之一，而“和平運動”是汪精衛的主要賣國口號。周作人也曾以“和平使者”身份和汪精衛一道前往偽滿州國進行朝訪，并曾單獨前往日本朝拜裕仁天皇，以表忠心。所以，周作人亦直接參與汪精衛的活動。尤其是周作人曾幾次扮演一種角色，即對日本派赴解放區執行“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的掃蕩部隊進行動員訓話，這時他身著日本戎裝，掛少將頭銜，挎日本戰刀，儼然是威風十足的日軍指揮官。有人要求將漢奸的“為人”和“為文”分開，“人歸人，文歸文”，而他卻竟然進一步集“文”“武”于一身:既是舞文弄墨的文臣，又是“指揮”殺人放火的武將！這豈不是莫大的諷刺嗎？所以令人有“卿本佳人，奈何做賊”之嘆。這里是說周作人自己將“佳人”和“賣國賊”即將“文”和“人”緊密地連在一起。對此，凡有民族良知者應作出何等評價？

　　再說汪精衛。汪精衛是國民黨黨國元老，他在國民黨中亦以文才名。那位游走于港臺之間的李歐梵教授曾說過:“汪精衛這位近代史中極具爭議的政治人物，卻毫無疑義地具有少見的文學才華，文采絕對超過蔣介石，甚至不亞于毛澤東。”

　　說汪精衛是“近代史中極具爭議的政治人物”，不知何所云，汪精衛不是中國近代史中毫無疑義的賣國賊嗎？他的賣國罪行即使在幾千年中國歷史中也是極少見的，石敬塘輩不能與之相比。至于汪精衛究竟有什么文集問世，我則未曾見，我只見過他的一本《雙照樓詩詞稿》，是他在當漢奸的晚年手訂出版的，收集了他的全部詩作，印行者香港國粹學社(按:汪精衛的詩早在南社時期就由南社中人集印過，未流傳)。上世紀末我旅居香港，曾在一位友人處得見三個漢奸賣國賊的詩集:一是偽滿洲國的國務院總理鄭孝胥的《海藏樓詩集》，一是黃秋岳的《花隨人圣庵摭憶》(黃在抗日初起時，因通敵，父子倆人同被槍決)，第三就是汪精衛的詩集了。就詩論詩，三個人比較起來，汪精衛的詩才遠在鄭孝胥和黃秋岳之下。《雙照樓詩詞稿》收入他辛亥前刺攝政王入獄所做的四首五絕。“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就是其中之一。這首五絕曾被傳誦，但許多人只知其詩而不知其為人。汪精衛入獄不久即被袁世凱命人保釋，并贈以巨款，還與袁子袁克定結為至交，即投入了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的門下。他何曾講什么氣節？一個時期，他在孫中山和袁世凱之間采取騎墻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