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五四精神”發揚光大

　　北京市檔案館與本報聯和推出《五四檔案解讀》系列終結篇———

　　-歷史學家

　　告訴你“戲說”之外的歷史

　　-文/左玉河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導

　　北京檔案館與《北京青年報》合作推出的《五四檔案解讀》系列專題，頗有新意。作為中國近代歷史的專業研究者，我讀后頗有感慨。

　　一、這組《五四檔案解讀》系列，用檔案記述重新解讀五四，深化了對五四運動若干關鍵問題的研究。

　　火燒趙家樓時，賣國賊曹汝霖到底在不在家？他是怎么逃離現場的？章宗祥又是如何被學生發現？當局是怎樣處置被捕愛國學生的？愛國學生被捕后的表現怎樣？被捕學生是怎樣被營救出來的？北大教授陳獨秀為何“白帽西服”在新世界屋頂花園散發傳單？當他入獄后，各界人士的營救浪潮又是如何涌來？各地民眾在新華門前的三次請愿的經過及最后結果怎樣？當局是怎樣鎮壓民眾請愿的？對于這些問題，當時的新聞報道和當事人后來的各種回憶，說法不一，學術界也有不小的分歧。而這些問題在北京檔案館館藏五四檔案中得到了求證和解答，揭開了不少歷史的謎團，澄清了在這些問題上的疑團。

　　二、這組《五四檔案解讀》系列的推出，開辟了檔案開發利用的新途徑，對提升檔案館的研究水平頗有益處。

　　在人們印象中，檔案館多以保存和整理為主，以為人們提供檔案服務為主要任務，而利用館藏檔案進行研究并不多見。這次北京檔案館主動出擊，組織館內中青年史料工作者，對館藏五四檔案進行深入探究和重新解讀，還原五四的歷史場景，講述五四的故事，變單純的檔案保存與整理，為檔案的利用和研究。檔案館史料整理者利用近水樓臺之便對館藏檔案進行研究，顯然屬于更高層次上的“原料深加工”，其“附加值”是很可觀的。這種行為，對檔案館業務水平的提升，培養自己的研究專家，是有益的。這樣一來，館藏檔案的利用和研究，不再是館外專業歷史學家的專利，而且是檔案整理者的責任；檔案整理者同時成為研究者，成為某些專題檔案的研究專家，這是一種值得鼓勵的好事。這組五四系列成果的呈現，就是一個很好的開端。

　　三、這組《五四檔案解讀》系列的推出，是媒體與學術單位合作模式上的新突破，是知識傳播方式上的新探索，為媒體與學術成果發布找到了一個切實的交接點。

　　在大眾文化流行、學術日益普及化的新時代，歷史學不再是資治輔政的廟堂之學，而是帶有知識性、趣味性和審美性的平民之學。昔日王謝亭臺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歷史知識的普及靠的是傳播的力量，媒體承擔著傳播歷史知識的功能。作為有重要影響的媒體，《北京青年報》與北京檔案館合作，為館藏五四檔案的解讀成果的發布提供信息傳播的平臺，加快了歷史知識傳播的速度。媒體以檔案館為依托，檔案館以媒體為平臺，媒體追求的鮮活性與歷史檔案本身具有的真實性，《五四檔案解讀》系列中找到了契合點，實現了媒體與學術的互補雙贏。

　　四、這組《五四檔案解讀》系列的推出，是將枯燥的歷史說教變為鮮活的歷史表述的有益探索，是“正說”歷史的一個成功范例。

　　它對五四檔案史料中反映出來的“真實”歷史的表述，不再是教科書式的呆板和枯燥，而是富有傳奇式的生動和鮮活。它用第一手檔案講述真實的故事，再現那段波瀾壯闊的五四歷史場景，讓一個個鮮活的五四人物真實地呈現在人們面前。這樣解讀的五四歷史，不再是“戲說”的歷史，而是“正說”的歷史，是“真實”的歷史。這樣表述出來的“歷史”，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歷史，才是人們愛讀的歷史。讀史使人明智，人們從這些生動的文字中，才能真正地獲得歷史的啟迪和審美的愉悅。

　　《五四檔案解讀》是“正說”歷史的新起點，希望北京檔案館與《北京青年報》繼續推出更多的《檔案解讀》系列，將實說歷史之路堅定地走下去。

　　-檔案專家

　　打開了檔案館的大門

　　-文/傅華 中國檔案報副總編、編審、博士

　　多年來，檔案部門和大眾媒體都面臨一個有著互相聯系的困難。一方面，檔案部門保管著大量的珍貴檔案，研究檔案形成了大量的成果，卻沒有一個合適平臺推介出去，使之面對公眾。另一方面，大眾媒體在解說大家關注的歷史事件時，缺乏能夠還原歷史的細節資料，面對由于“戲說”而流行的“歷史”無能為力。

　　北京市檔案館與《北京青年報》聯袂推出的《五四檔案解讀》系列文章，在進行檔案史料挖掘、整理、公布的基礎上，還原90年前“五四”運動中的一個個歷史瞬間。這個系列的推出，使檔案部門有了一個面向大眾的平臺，有機會把館藏檔案和根據檔案形成的研究成果發布出來；大眾媒體通過這種合作獲得了檔案素材，向公眾提供了更多的歷史細節，吸引了更多讀者的關注。兩者合作優勢互補，實現了檔案部門與大眾媒體之間的雙贏。

　　《五四檔案解讀》系列文章具有三個明顯特點：一是檔案性。文章的作者大多來自檔案部門，他們經常與檔案打交道，了解檔案的內容，在文章中描述的許多歷史細節都有檔案為證。二是學術性。這組文章在描述事件的歷史進程、再現事件的歷史細節、把握事件的歷史規律時，除了使用原始的檔案，還借用了不少已有的史學研究成果。三是大眾化。文章以《北京青年報》為平臺，經過了編輯的策劃、處理和加工，以大眾化的語言和大眾化的風格表現在讀者面前。這三個方面的特點使《五四檔案解讀》系列文章更加具有真實性、有用性和可讀性。

　　《五四檔案解讀》系列的成功推出向媒體和檔案部門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合作，是一種雙贏的選擇。

　　檔案館是歷史的寶庫，可以成為大眾媒體獲取高價值報道素材的源泉。北京市檔案館是全國館藏量最大的檔案館之一，保管檔案190多萬卷。北京所屬區縣還有18個檔案館，這些檔案館保管檔案的數量遠遠多于北京市檔案館。這些檔案記錄了北京歷史上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反映了北京市經濟社會發展的每一點變化。歷史上的一些事件，如意大利等國退還庚子賠款、七七事變中北平守軍的抵抗、北平地下黨的抗日活動、1946年對日本侵華罪行的調查、北平的和平解放、高君宇和石評梅墓地的遷移等，雖然可能會有人耳熟能詳，但其中的許多細節卻鮮有人知，而這些細節恰恰是刺激讀者興趣的關鍵點。

　　最近一些年，檔案部門關注民生、關注現實，許多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檔案和重大活動檔案都已接收進館。特別是北京市檔案部門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建立的奧運檔案堪稱奧運史最完整、最齊全、最系統的檔案，反映了北京奧運會從申辦籌備到成功舉辦的全過程。通過這些檔案，媒體可以挖掘出令人感興趣的“歷史舊聞”和“現時新聞”，可以最大限度地擠掉流行的“歷史”中的泡沫，把檔案價值從“潛伏”狀態改變為現實效用。

　　媒體力量巨大，檔案部門必須善于借助媒體力量。大眾媒體面對的是全社會，讀者數量大、范圍廣，大眾媒體的宣傳效果遠非檔案部門舉行的展覽、宣傳活動所能比擬。為了更加有力地開發檔案資源，檔案部門必須拓展與媒體合作的空間，找準檔案與社會的結合點，把自己保管的珍貴檔案和研究成果通過大眾媒體傳播出去，從而使檔案資源開發和檔案宣傳工作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