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后人

　　九旬老人，找到了父親楊振聲的學運確證

　　“報紙上這張圖片那么小，我拿兩個放大鏡疊在一起看，看到的還是模模糊糊，不過已經可以確認，上面一排第六個名字就是楊振聲。這是檔案館的資料啊，是最準確可信的資料。”雖然已經是兩天之后，王榮禧女士的聲音還透著興奮的余韻，而楊起先生則古雅地合掌，連連致意。

　　對他們來說，這是讀報的一個意外驚喜。讓他們興奮的正是本報4月14日“五四之光”專版之二——《愛國學生被捕案揭秘 館藏檔案披露許德珩等三十二名學生出入獄始末》，那張“許德珩案京師地方檢察廳豫審請求書”的圖片，他們在其中找到了父親楊振聲的名字。王榮禧女士說，拿雙放大鏡看過，她又把這張圖掃描下來，在電腦上放大了看，還是不夠清楚，當日，她就和版面編輯取得聯系，表示一定要到北京檔案館復印或者掃描這張圖片。

　　因為年代久遠，歷史動蕩，文字資料又少，“連照片都沒有幾張”(楊起語)。尤其是楊振聲先生不喜對人言己、不喜與人爭的個性，不僅使楊振聲漸成為一個陌生的名字，難以被后來的研究者關注的一大要因，而且子女對父親的了解都是一些碎片，勾勒出父親人生的，許多都是經由別人的講述和回憶片段。他們說，因此有關父親的同一個歷史事件，經常有幾個版本的說法，拼接不上。此次在讀報時發現了一個有檔案資料可查的確證，自然欣喜非常。

　　而對于即將迎來九十歲生日的楊起先生而言，這份資料還另有一層特別的意義：印證他的誕生的的確確是和父親坐牢在同一時期。

　　5月4日“是個無風的晴天，卻總覺得頭上是一天的風云”。火燒趙家樓后，警察和軍警趕到，以“學生殺人放火”罪名捕人，當時大批學生已撤離，少數想維持秩序的學生被捕。楊振聲后來認為，“當時還是無經驗，若大家整隊而入，整隊而出，警察是捕不了人的。”(楊振聲《回憶五四》刊于《人民文學》第五十五期，1954年4月)

　　5月7日，即32人獲釋的同一天，楊振聲與許德珩、周炳琳等就組織《五七周刊》的發行(因7日為政府簽訂“二十一條”國恥紀念日，北京學生聯合會出版小報形式的《五七周刊》，便于學生街頭演講時分發)。“記不清出到第二期還是第三期，就被警察扣留了。學生聯合會派了四個人去警察總署辦交涉，要求他們還我們的報……我們就被押送到一間陰濕發霉的小屋子里去了。苦悶的是與外界的隔絕。要報看，他們不給；要談話，他們不準。我們盼望能有個同學來通個消息也好。后來知道同學確曾來過，他們不讓見……一個星期以后，我們被釋放了出來。”(出處同上)

　　與此同步的，正是兒子楊起5月17日在蓬萊縣城降生。

　　采訪那天，楊起先生還講了一個從不見記載的小故事，“1928年，父親到清華文學院任教，同時擔任教務長和文學院長。1930年，閻錫山派其親信喬萬選在武裝人員護送下來清華接收清華。但是清華的人對此并不認賬，很多學生和教授聚集在清華西門拒絕喬萬選做校長。我當時在清華成志小學讀書，聽說之后就跑到清華西門那里去看熱鬧。我親眼看到，父親帶頭，領著一幫教授學生把著門口，不讓喬萬選他們進門。我記得很清楚，喬萬選他們當時開了兩輛汽車，最后卻只能回頭走回去了。”

　　附注：楊起，1919年5月出生，中國科學院院士，博士生導師，著名的煤地質學家。

　　-文/本報記者 譚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