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難關頭的保國舉動

　　館藏檔案解讀五四運動中抵制日貨真相

　　-卷首語

　　北京市檔案館藏有190萬卷(冊)珍貴檔案資料，記錄著北京近現代歷史的發展和演變，每一次重大變革歷史瞬間中的人和事、尋常百姓日常生活和社會狀態，都可以在這些浩如煙海的歷史記載中探尋到蹤跡。在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之際，北京市檔案館與《北京青年報》合作策劃了這一專題，組織館內中青年史料工作者，在前人已進行的檔案史料挖掘、整理、公布的基礎上，仔細研讀，深入探究，用檔案記述解讀五四，再現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場景。

　　1915年，一件類似于今天街頭發小廣告的輕微違法案件，為何驚動了當時京師警察廳總監親自批示查辦？90年前，張國燾曾被捕入獄，官面原因竟是“售賣國貨”。為何售賣國貨還有罪？抵制日貨為何成為近代國人表達愛國熱情最常用的方式?

　　1915年6月11日上午，京師警察廳內左一區警察署巡警羅英海正在崇文門壅洞環城鐵道附近巡查，忽見一個20來歲的年輕人在散布傳單，便上前盤查，發現傳單內容是抵制日貨，于是將其人帶回警察署訊問。

　　原來此散布傳單人名叫姚懷玉，系一無業游民，平日干些在各娼嫽販賣紙煙的營生。據姚懷玉供稱，他是從一不知姓名人手中接過傳單，之所以散布，純粹是想借此多賣些香煙，別無他意。

　　但此案承審警員平國恩卻是非常的警覺，把此案提到一個相當的高度，他在給警察廳總監的呈文中提出處理意見：“姚懷玉無故布散謠言，擬議違警律科罰，至傳單語多荒謬，有妨國交，應盡數銷毀，并通飭各區從嚴查禁。仍飭區傳知印刷商戶，凡關中日交涉事件，如有以私人資格排印，一概不準，否則重罰，以防擾亂，而絕根株。”警察廳總監吳炳湘更是戒備有加，批示內左一區署“姚懷玉是否如其所供為謀利起見，抑非善類另有別情，擬切實查明，再行核辦。”

　　調查的結果是姚懷玉的確沒有什么別的企圖，散發傳單只是偶然為之，最終被處以十五天拘留了事。

　　這樣一件類似于今天街頭發小廣告的輕微違法案件，為何會讓警察如此重視呢？這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大有關聯。1915年的中國正處于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前夜，年初，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為了換取日本的支持，5月9日，外交總長陸征祥、次長曹汝霖親往日使館遞交復文，對日本最后通牒予以承認，接受“二十一條”。這一賣國行為激起了中國各界的普遍反抗，全國教育聯合會規定每年5月9日為國恥紀念日。與此同時，全國許多地方都出現反日、抵制日貨的高潮。

　　姚懷玉的事件表明北京也有抵制日貨的暗流在涌動，只是京師重地，警政嚴苛，抵制日貨還好似閃爍的星火。但令警察們想不到的是，四年之后的1919年，這點點星火卻在一夜之間燃成燎原之勢，警察們不僅未能絕其根株，就連違警律也只能拋諸腦后了。

　　-五四運動爆發后，抵制日貨成為參與人員最廣泛的斗爭方式之一，就連上海青樓女子也舉起了抵制日貨的大旗

　　抵制洋貨是近代中國人表達愛國熱情的常用方式之一，其中又以抵制日貨最為頻繁，自1908年因日本商船武裝走私軍火而引發第一次抵制日貨運動以后，抵制日貨便逐漸成為中國社會反抗日本侵略的常態，甚至是人們不假思索的選擇。

　　五四運動爆發后，抵制日貨立即成為愛國學生的自然行動。5月5日下午，在北京大學法科召開的各校學生全體聯合大會上，朝陽學院率先提議抵制日貨。5月7日晚，北京高師學生會評議部召開會議，建議成立北京各界抵制日貨聯合委員會，宣傳抵制日貨，即：不買日本貨、不用日本貨、不賣日本貨。5月9日，清華大學學生在校內體育館舉行“國恥紀念會”，會后，在大操場上焚燒了校內的日貨，這也是五四運動中見諸史料最早的焚燒日貨行為。5月13日，北京大學學生將該校學生消費社儲存的日貨，集中于文科大操場進行焚毀，并印刷數千言之宣言書，在焚燒日貨時當眾宣講。隨后，高等農業學校、高等工業學校、醫學專門學校，法政專門學校，及私立中國大學等校學生皆將校內所存日貨盡數焚毀。

　　焚燒所存日貨只能宣泄一時的憤怒，若要抵制取得效果，則必須有人民大眾的廣泛參與，特別是商家的支持。從運動一開始，學生們便派出代表與商界接洽，而商界受學潮之鼓動亦有積極之表示。5月6日，北京商會召開緊急會議，商討辦法。在5月4日被捕的學生獲釋后，北京商會又召開全體大會，提出以下主張：(一)請各行速開會議，宣示各商號，一律停運日貨，私運者議罰。(二)不用日本銀行鈔票。(三)不閱日報，不登日報廣告。同時公決兩種抵制日貨辦法：一是調查，凡日貨之名稱牌號樣式，調查清楚后便不再販賣；二是陳列，即將日貨聚集一處陳列，使人一望而知，不再購買。

　　商會的決議得到商民的大力支持，據當時記載：“各店運日貨者，一律停止。而東洋店鋪，早已無人過問。且效學界所為，關于東洋草帽等物，或扯碎，或焚毀者，已不一而足。連日東洋貨價忽跌落，而吾商人不為利誘，抵制如故。”同學界一樣，商界傳單也如雪片紛飛，號召人們不買日貨，不用日本鈔票，呼吁“大家抵制日本，中國或可望不亡也。”

　　隨著運動的發展，抵制日貨的風潮迅速蔓延至全國的許多城市和鄉村，在一些地方，抵制日貨甚至成為最主要的斗爭方式，其激烈程度遠甚于北京。這或許是因為日貨已充斥中國城鄉，日貨也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象征，在人們缺乏其他有效抗爭手段的情況下，抵制日貨便成為自然而然的選擇。

　　上海花界的表現或更可說明抵制日貨波及的范圍之廣。據記載，林黛玉、笑意、艷情等數十名歌妓在國恥紀念日停止歌宴一天，并在各家門首粘貼“五月九日國恥”字樣，且相互勸告，以后要購用國貨，以免權利外溢。又有一位名妙蓮的妓女，除以五十元捐助國民大會外，還撰寫敬告花界同胞書，分發各妓院，勸告全國花界同胞，各本良心，盡國民應盡之天職，其中一段文字頗能說明一些抵貨的要義：“我們中國到了將亡未亡的時候了，現在所以未亡，全仗一點國民的志氣。自外交失敗的消息傳來，首先由愛國的學生，發起懲警賣國奴，抵制日本貨。沒有幾日，全國各界萬眾一心了，下至小工車夫，亦不肯與日人作工。可見人心不死，正是我國一線生機。”

　　這可能正是近代中國抵制日貨運動頻發的原因所在，它首先關注的不是抵制的實際效果，而是在國難危急的關頭表現出一種國民的志氣，是保留住國家和民族的一線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