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使抵制日貨行動取得切實成效，天津學生甚至成立了“跪哭團”，披麻戴孝前往跪勸不愿抵制日貨的商家

　　五四運動中，雖然學生們揭起愛國的大旗，占據道義的制高點，但依然有商家固守自己的利益，不愿抵制日貨或者是陽奉陰違。面對這種情況，天津學生的“跪哭團”為我們留下了充滿悲情的一幕。

　　天津的抵制日貨由天津各界聯合會指導進行，而以學生為主體。聯合會中設有調查股，是執行抵制工作的前哨，它直接掌握各商號購銷與實存的日貨情況。各界聯合會經常以調查股的情報為依據，分別派員采取勸導、說服或自立公約等方式向各商號進行宣傳。有些商號表面上具結立保，凍結日貨，聲明決不再與日商為伍，但是暗地里仍與日商勾結，販賣日貨。在種種勸說皆無效之后，調查股決定采用跪哭的方式，希望借此喚醒這些商人麻木的心靈。

　　吳子銘先生的回憶為我們復原了當時的場景。在確定跪哭對象以后，聯合會集齊團員，一律披麻戴孝，個個裝扮成靈堂小子模樣，手持哭喪棒，戚容滿面地列隊出發。如此裝束自然吸引大批群眾尾隨觀看。那時東北城角有一家成記紙行屢勸無效，一意偷銷日貨。跪哭團到后，尋找該店店主出來見面，把他圍繞在中間，大家便跪倒在地悲痛號啕，其悲戚慘痛的情景比靈棚吊孝還要哀傷。一邊哭，一邊做忠言逆耳的勸告，歷述亡國滅種的殘酷遭遇。團員中有一位王卓枕，嗓大聲宏，激昂慷慨，哭啞了嗓子還在陳說朝鮮亡國的慘痛。直至成記店經理表明：寧肯買賣不干，也絕不再購銷日貨了。“跪哭團”始止哭而起，整理返回。

　　-在抵貨風潮中，北京的學商關系相對來說是比較平和的，這一則因為商人的配合與支持，一則因為學生的強勢與克制

　　在1919年京師警察廳的卷宗里，我們還發現了一些因抵制日貨而發生學商沖突的案例，這或許可以勾勒出當年抵制日貨的大致輪廓。

　　1919年12月13日下午5時許，王府井東安市場德昌洋貨鋪內發生爭吵，巡官白祖蔭前去查看，見是一群學生與鋪伙起了爭執。因不能阻攔，白祖蔭遂向內左一區署報告。待署長鄧宇安到后，大部分學生已經離開，只留下四人在與店家交涉，遂將當事雙方及一證人帶署訊問。這些學生均在米市大街青年會財政商業學校肄業，其供稱：“我們為抵制日本貨，勸導各商將日貨收起，不要再賣。市場德昌洋貨鋪我們曾經勸過兩三次，鋪東陳遇春對待我們舉動均不好，他鋪日貨硬不收起。今日午后約4時光景，我們同校學生六十五人又到德昌洋貨鋪，使人進內勸導，將日貨收起，并說我們勸導均是好意，系為大局起見。五十余人在門外謹守秩序，恐防有別人借端攪擾。伙計對于我們頗不愿意，硬不收起日貨，我們即拿他一日本瓷盤子摔碎，以表示我們之決心。不料他鋪人從樓上摔下一杌凳，砸傷兩人，有北大學生為證。我們同學人多擁擠，將他鋪玻璃擠壞。”

　　而學徒徐紀書則供稱：“下午5時，各伙計在樓上吃飯，我向樓上搬凳子，適有學生多人進入鋪內砸物，我正在樓梯上，一時害怕，失手將凳子掉落。我是出于無心，并無別情。”此案卷宗里并無處理意見，學生和伙計各自回去了事。就在同一天，白祖蔭還報告：“東安市場同和棧亦經勸導，學生砸壞一玻璃日本小瓶，鋪主未與計較，學生走去。”

　　1919年12月正是學生為聲援“閩案”而掀起抵貨高潮的時期，同一時期的此類報告皆反映了學商輕微沖突的特點，如12月8日下午4時余，“有法文專修館學生五名，由西四牌樓往南，沿途告誡各鋪戶，不準再賣日貨，遇有懸掛日貨仁丹廣告者，即勒令撤去。行至西單大街，進路東隆和漆盒洋貨鋪內，將該鋪所賣日貨玉容油二瓶摔毀。該鋪向該生等質問，因何摔毀？……兩相爭執，口角不休。經巡長陶世厚趕至，極力排解，未釀事端。”12月9日下午3時，“有法文專修館便衣學生五人，行至新街口南同和裕紙鋪寶興香局旁全順興洋貨鋪，學生入鋪內令該鋪等將日貨收起。該鋪等齟齬半晌，始允將日貨收起。”

　　學生們的強勢是顯而易見的，檔案中記載的一件小事充分說明了這一點。1919年8月5日，北京體育總會肄業生萬祥之在隆福寺文順照相館門前售賣國貨，并加演說。因妨礙營業，照相館鋪掌衛錫臣與之理論而生糾紛，后報警帶案。京師警察廳司法處的王守鈞在批文中說：“學生到處售賣國貨、宣講游說，雖出于青年愛國之熱忱，然其舉動言論間，恒有逾軌招人嫌忌處。按本案之衛錫臣以開設照相館之小生理，為敢自不量力反與學生沖突之理，其中曲直不問可知。”

　　司法處長蒲志中也批示：“此案萬祥之不得衛錫臣允許，遽在其所開照相館門口售賣國貨，迨被干涉，又復恃強蠻橫，實屬無理。”

　　學生在警察的眼中尚且如此強勢，在普通商民的心目中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