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請愿時，還出現過警察誘捕請愿代表時昭涵的事件。只是由于學生警惕性頗高，誘捕未成

　　除了上述干擾和破壞，在請愿活動進行當中，警察廳還派人查訪請愿代表并企圖逮捕他們。檔案中就記載有一個警察誘捕請愿代表時昭涵未遂的故事。

　　8月28日，清華學校學生時昭涵與50多名同學一起到總統府門前請愿，他隨眾人被警察圍住并被帶到天安門后又被人群擠了出來，眼看著同學們一個個被捕，他覺得自己沒被捕對不起同學，就向彈壓巡警說：“請將我槍斃或是用刀殺了我，為是以謝同學。”巡警認為他有精神病，把他送到仁民醫院診治后釋放了。但第二天，警察廳突然又下令逮捕他。

　　30號凌晨5時，京師警察廳刑事所派出兩路人馬，一路由巡官平保帶領前往燈市口青年會等處，一路由巡官馮致和帶領乘京綏環城路火車到清華園，尋找緝拿他。

　　馮致和等到清華學校后，先找到熟悉的學校守衛、巡長李文彬打探情況，然后又派巡長高興旺帶著事先準備好的一封假信，去學校號房查詢校內有無時昭涵其人，“當有該門房茶役王姓詰問來意，巡長遂偽說系高等師范學校堂役有要函面見。當經該王姓查看宿舍號數以便傳達，巡長遂偷眼看視，見系該時昭函住一百三十一號”。后一行4人在門房茶役的帶領下，在宿舍找到了時昭涵，當時宿舍內還有其他二人。

　　據檔案記載，“巡長遂欲邀時昭涵到宿外談話，該時昭涵并不出舍，遂云有何事不妨直說，此皆我之同道人。巡長欲偽說學校有何事項，又恐有露馬腳之處反為不美。遂告冒充學校以便見著先生，好說原委并告之”。于是，高興旺又偽稱自己是仁民醫院的茶役，繼續騙時說因為拾到28日他出院時丟失的馬褂及零碎物品請他去領取，等等。在編造了種種理由并進行了各式表演之后，見時仍不為所動，他們便又換一招，希望時能送他們出校門，“出離該宿舍希其送出以便軟搭，不意該時昭涵并不相送。”見時就是不中招，他們又動起了其他主意，但“訪悉該學校勢力甚大，其該校附近多系美人僑居，并無小店及可容身之處，其較最近距該校為海甸街清和鎮兩處，惟距該校約有五六里之遙，若在該校內外軟搭訪傳頗為不易，必至釀出事端，反為不便。測思非俟該時昭涵至城內時再為直行傳捕”。無奈之下，他們只好“在西直門等候，俟時昭涵進城時向其尋隙打架到區涉訟，以便送廳”，但“候至五時余，該京綏路火車末次來到，其時昭涵并未來京”。他們無功而返，這次誘捕也就無疾而終。

　　-今天我們在閱讀這些90年前的請愿書時，仍然能深切地感受到，當年仁人志士們那一顆顆為民請命的心

　　在京師警察廳有關第二、第三次請愿檔案里，收錄有這兩次請愿的請愿書、大量請愿代表的自供狀和書信。今天我們在閱讀這些90年前的請愿書、自供狀和信件時，仍然能深切地感受到，當年仁人志士們那一顆顆為國盡責、為民請命而澎湃跳動著的心。

　　在第二次請愿書中，代表們痛切訴求：“濟南鎮守使馬良憑恃權威，平日已無毒不作，自彼兼任戒嚴司令以來，更逞其摧殘教育之積心，肆行屠毒，草菅人命，動觸腹誹，市井日驚，居民無告。豈我國家法令森嚴之日，廿世紀民權昌明之世，而容再有此殘殺無辜、蠻橫無忌之徒得以行其禍國禍民之計？”“請我大總統振作乾綱，即行明令罷斥馬良各職嚴加懲辦，以慰魯人而謝天下”。

　　在所有的自供狀里，北京代表俞勁的自供狀頗為特殊。他寫有兩份，一份寫于被捕的第二天——8月24日，一份寫于被審訊的8月26日。在24日的自供狀里，俞勁寫道：“山東馬良蹂躪人民事出，北京各界大為憤怒，馬良以山東人民為愛國運動無擾亂治安之舉，何竟目為土匪而下戒嚴令？馬良以中國人而唱中日合并，是所將亡于日本。此種國賊，何能容忍？含恨久矣。”在8月26日的自供狀里，他又說：“向我們若處在真正之法治國內，請愿當然依照法律手續辦理，但處今日之中國，其國會議員及省議員是否真正可以代表民意，明眼人自必深知我言之痛心，實不愿再說了。”而在前文提到的《國民自救》稿里，他更是呼吁：“我們拿我們的組織來一方面對外，一方面還要監督政府。時機到了，就是拿我們的組織來替代政府也是可以的。”

　　在警察廳截留的所有信件中，數天津代表易守康的最具“大”無畏氣概。他在8月29日寫給天津北洋法政學校霍心田的信中說：“本月二十三號各界代表大出發請求見大總統，地方警官不大愿意，交涉了好大功夫不得大好結果，代表大嘩，秩序大亂，警官大怒，將弟等大家逮捕。弟等大喜，大大方方的入了警察廳的大拘留所，關在大特別室內，其中有三個大炕，兩個大方桌，十來床大棉被窩。到夜間點一個大煤油燈。居了不多日子便得了大病，就是因為大肚子里有大火，不能出大恭，現已大愈，祈大哥勿念。弟大前日欲看報，警官不大贊成，弟等出大力的要求，始得稍悉國家的大事。每日讀各報館大主筆的批評，讀到痛快的時候便大笑，傷心的時候又大哭，好像大瘋子一樣。前日過大堂，弟大辯，審判官心中大覺撇拗，故沒有大好的判決。弟大樂，渴了喝大葉茶，餓了吃大米飯，困了睡大頭覺，雖不大享福，亦不大受罪。此入獄后之大概情形也。”短短的一封信里，竟用了43個“大”字！

　　而煙臺代表于克源寫給祖父的信則充滿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革命思想：“孫此次來京為山東戒嚴事，亦即為中國事，為我家事，絕不至畏首畏尾，甘棄我國民之天職。上不愿負國家，下亦就不甘負大人之栽培也。”

　　-在請愿隊伍中，還出現了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活動家的身影，包括周恩來在天津的同事郭隆真、馬駿等

　　在請愿隊伍里，還有一些我們熟悉的英雄人物，如郭隆真(五四期間曾和劉清揚、鄧穎超等一起籌備成立了有600多人參加的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后來還與周恩來、鄧穎超、馬駿等成立覺悟社)和馬駿(天津首批共產黨員之一，1927年曾任中共北平臨時市黨部書記兼組織部長)等，檔案中也留下了有關他們的一些內容。

　　當年的郭隆真是天津第一女子師范學生(在檔案中她的名字為郭龍真)，在第二、第三次被捕請愿代表名單中，都收錄有她的鼎鼎大名。據管易文(關錫斌)所寫的《五四時期參加赴京請愿活動的回憶》一文，在8月23日的請愿中：“徐世昌閉門不見，一直相持到晚上。我和郭隆真登上三座門旁的欄桿上，對總統府大聲疾呼，叫徐世昌出來。”檔案中并有這樣一段記載，當晚，警察“將男代表王醉生等二十三人引致東廳，并當場知照女代表等先行回寓，而該女代表郭龍真等四人仍尾隨到廳，稱愿與男代表共同聽候裁決”(這4名女代表分別是郭隆真、劉清揚、孫雅平和佟惠媛)，其英勇無畏的氣概可見一斑。第三次請愿被捕后，郭隆真在自供書中大義凜然地說：“我系直隸大名縣人，年二十五歲，在天津女子師范學校畢業。現經天津各界聯合會舉得我為代表，至我代表請愿的事情，我前次到案時已經說明，我此次來京系與前次來京宗旨一樣。我到警察廳來是總監把我請來的，別人不能問我，就是問我，我亦不能說。” 她的這種態度，可以在一份警察廳致京師地方檢察廳的公文中得到佐證，在審訊中，“女生郭龍真并向承審員聲言：汝非吳姓，無權問我。其勢洶洶，出言蠻橫，似此當場侮辱，殊屬目無法紀。”當局對她無計可施、惱羞成怒的心態在文中一覽無遺。

　　馬駿是當年第二次請愿斗爭的學生領袖之一，他領導了8月28日晚聲勢浩大的請愿斗爭并被捕，檔案中也留下了一份他被保釋后寫的具結書。

　　如今，見證過五四愛國浪潮風起云涌之地，早已是車水馬龍，一派祥和，而記錄著請愿斗爭活動的檔案，將會永久地保存下去。

　　五四運動雖然已經過去了90年，但它掀起的革命風雷似乎還在神州大地上空激蕩，它提倡的“民主、科學”口號也還在人們心中回響，它激勵著一代又一代青年為國家富強、民族昌盛而無私奉獻、努力奮斗。

　　◎本版撰稿　方立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