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留給人們的精神遺產

　　記者：我想問的第二個問題是，作為一場思想啟蒙運動，“五四”給我們留下了哪些精神遺產？有人說“五四”后期是救亡壓倒了啟蒙，你們是怎樣看的？

　　高力克：五四時期是中國思想文化由古典向現代轉型的第一個高峰。晚清以降，在西力東侵導致中國深刻危機的大背景下，中國問題的本質是文化沖突與文化再調整，新文化運動奠定了中國文化重建的方向。“五四”的精神遺產，不僅僅是“民主”和“科學”，它還包括一組體現啟蒙運動成果的現代價值，如“自由”、“人權”、“法治”、“個性主義”和“社會主義”等等。在五四時期，陳獨秀就將“人權”和“科學”并列為現代文明的兩大基石。“五四”的另一重大精神遺產，是“評判的態度”，即反思傳統的批判精神，它表征著一種偉大的思想解放的精神。普列漢諾夫將法國啟蒙哲學歸為“解放哲學”，“五四”啟蒙思想亦為一種“解放哲學”。同時，“五四精神”的豐富性還在于，它并不僅限于啟蒙思想，作為新文化運動之對立面的文化保守主義，如杜亞泉、梁漱溟和《學衡》派等對傳統的闡揚和對現代性的反思，亦不乏深邃的思想智慧。文化激進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的頡頏激蕩，構成了“以現代化批判傳統，以傳統批判現代化”的文化對話。

　　“救亡壓倒啟蒙”說是上世紀80年代一些人詮釋“五四”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五四”風潮以后，救亡圖存的政治運動逐漸壓倒了追求新文化的啟蒙運動。此說與胡適晚年的“政治干擾文化”論一脈相承，胡認為五四運動的政治干擾導致了新文化運動的中斷。應該說，“救亡壓倒啟蒙”說看到的只是歷史的一個表面現象，并不是一種嚴謹的學術觀點。他們的“救亡”概念含混地包括民族救亡運動和國民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等完全不同的政治運動。而且這種政治與文化關系的外在解釋，忽略了啟蒙的內在矛盾和自我瓦解。在中國現代化史上，救亡與啟蒙難解難分。自嚴復始，中國的啟蒙即源于救亡，救亡是中國啟蒙的深層動因。與法國啟蒙運動相比，中國啟蒙運動毋寧說是一種落后民族尋求富強之道的“救亡型啟蒙”。因而，以“救亡”與“啟蒙”對舉，本身就有一個歷史語境錯置的問題，似乎中國有一個歐洲式的純粹的“啟蒙”。“五四”以后，新思潮經歷了一個從思想啟蒙到“直接行動”、從“價值重估”到“社會改造”的轉變，由此革命運動代新文化運動而興。這種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的消長，是“啟蒙轉化革命”，它本身亦為啟蒙邏輯演化的結果。胡適晚年的學術秘書唐德剛就反對胡適的五四運動對新文化運動的“政治干擾”之說，他認為一個新文化運動的后果，必然是一個新政治運動，而新文化運動則為百年中國現代化運動的一個階段。

　　鄭大華：救亡和啟蒙不僅是“五四”時期的歷史主題，也是整個中國近代的歷史主題。因為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人民大眾與封建主義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兩大基本矛盾，一部中國近代史，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相勾結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之過程的歷史，也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爭取民族獨立和社會進步之過程的歷史。如果說反帝是為了救亡的話，那么反封就必須進行啟蒙。反帝和反封，亦即救亡和啟蒙，是近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兩個重要的組成方面，始終相伴而行，缺一不可，它們之間的關系不是誰壓倒誰或誰取代誰的關系，而是相互推動、彼此促進的關系。以五四運動而言，如前所述，挽救民族危亡是陳獨秀創辦《新青年》、發起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目的。而新文化運動的開展使青年們的思想獲得極大的解放。正是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和推動下，北京大學等高等院校出現了許多宣傳和研究新思潮的社團和刊物(如新潮社和《新潮》雜志)。這些社團和刊物的負責人和成員后來大多成了五四愛國學生游行示威活動的組織者和參加者。由此可見，沒有新文化運動，便不可能有“五四”和“六三”那樣大規模的愛國運動的發生。而五四愛國運動的發生又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正是以五四愛國運動為契機，新文化運動開始從北京等少數幾個中心城市逐漸發展到全國。以白話報刊為例，五四愛國運動前，全國的白話報刊屈指可數；五四愛國運動以后，全國的白話報刊猛增到400多家。

　　說“五四”后期救亡壓倒了啟蒙，主要是說“五四”后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興起及發展，淡化甚至中斷了新文化運動前期對西方民主、自由的宣傳。這種觀點，我是不贊成的。第一，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本身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我們不能說宣傳西方的民主、自由是新文化運動，傳播馬克思主義就不是新文化運動。所謂新文化，是相對于中國的舊文化而言的，馬克思主義理所當然地屬于新文化的范疇。第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沒有壓倒或中斷五四前期的啟蒙，因為馬克思主義也反對封建主義，實際上五四時期激烈批判封建主義的不是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而是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也主張民主和自由，不過馬克思主義主張的是人民民主和階級解放、民族自由。從個性解放、個人自由到階級解放、民族自由，這是啟蒙的深化和提高。第三，中國需要民主和自由，但國際和國內、歷史和現實等多方面的原因，決定了中國要實現民主和自由就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的老路，而只能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新路。所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興起和發展不是啟蒙的中斷，而是以一種更適合中國國情的形式進行的啟蒙。實際上，對于廣大下層民眾，尤其是廣大農民來說，他們不是從胡適等人那里知道民主、自由的，而是在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如抗戰時期邊區的民主改革)知道民主、自由的，并學會了如何行使民主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