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五四”的歷史局限性

　　記者：目前學界在“五四”研究上還存在著不少爭論，如“五四”是否全盤反傳統、是否全盤西化等問題。你們怎么看？對“五四”的歷史局限性，你們又是怎樣看的？

　　張寶明：自從五四運動發生的第三天起，就開始有人對此作研究和總結。如同“五四”時期百家爭鳴的思想格局一樣，90年來學術界關于“五四”思想譜系的論說也可以說是新論迭出，紛至沓來。譬如“五四”是不是全盤反傳統、是不是全盤西化，就是一個頗具爭議的學術命題。而且，它并不因為論爭已久、論爭深入而顯得無足輕重。實際上，“五四”反傳統、西化的全盤性命題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它如同一枚硬幣的正面和背面，完全可以作為一個問題給予全方位的透視或說一并解決。試想，既然是全盤性，那就有非此即彼的嫌疑。質而言之，如果把傳統全盤反了，那還不是要將西方的東西整體位移過來填補這個“真空”？在今天看來，這是一個不必爭論，甚至是不辯自明的問題。有哪一個民族會在自己的廢墟上再造一個文明呢？

　　高力克：上世紀80年代后期，林毓生、余英時關于“五四”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和激進主義的批評傳至中國大陸，引發了思想界關于現代中國激進主義的反思和討論。“五四”文化激進主義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由此成為“國”學而垂兩千年。因而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儒學批判是中國文化之典范轉換的必要步驟。“五四”反傳統主義的興起，其遠因是儒學作為“國”學的整全性價值系統，以及中西文化沖突之劇烈；其近因則為民初帝制運動與孔教運動合流之刺激。民國時期思想史家郭湛波贊譽陳獨秀是中國近50年思想史上第一個大思想家，其最大貢獻，是對籠罩中國思想兩千年的孔子思想之破壞。但另一方面，“五四”激進知識分子亦存在著嚴重的思想偏頗，如現代與傳統二元對立的極化思維、輕率蔑棄傳統的文化虛無主義、進步主義之迷思和革命崇拜。儒學不能化約為“三綱”和禮教，其仁學、忠恕之道、“五常”等蘊涵著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原則。甚至全盤否定儒學價值的五四激進知識分子亦不批評這些道德傳統。“五四”啟蒙思想的局限性，還表現在唯新是尊的進步主義和非此即彼的極化思維。誠如張灝所言，“五四”知識分子對“民主”和“科學”的烏托邦期待，使“德先生”和“賽先生”變成了“德菩薩”和“賽菩薩”。“五四”式的全民主義和唯科學主義觀點，已蘊涵著“民主”和“科學”異化的內在因子。全民主義是一種激進的高調民主觀，其人民自治的絕對民主理想，具有濃厚的民粹主義烏托邦傾向。唯科學主義主張“以科學代宗教”、“科學的人生觀”，尊科學為籠罩一切的絕對真理，亦違背了懷疑、試錯、多元的科學精神。

　　鄭大華：我是不贊成“五四”是“全盤反傳統”和“全盤西化”的觀點的。因為就現有資料來看，“五四”反對的主要是儒學，特別是它的核心禮教。就是那些認為“五四”是“全盤反傳統”的學者，也主要是從“五四”激烈地反儒學、反孔教來立論的。我們且不說“五四”反儒學、反禮教有其深刻的認識根源和歷史根源，有它歷史的合理性，就其反儒學、反禮教的內容來看，“五四”反對的主要是儒學的現實價值，而非歷史價值，對于后者，他們還是承認的。胡適自己就說過：“有許多人認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許多方面，我對那經過長期發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嚴厲的。但是就全體來說，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對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當尊敬的。”假如我們不囿于儒家中心主義的成見，不把儒學看成是唯一傳統，更不把儒學之禮教與儒學、與傳統等同起來，而是承認傳統只是歷史的沿襲，是我們先輩們所創造、吸取并發展至今的一切文化形式，那么顯而易見，“五四”并沒有“全盤反傳統”，也沒有主張“全盤西化”。當然，這并不是說“五四”沒有其局限性。我認為，“五四”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對待傳統文化上，沒有處理好破與立的關系，對傳統文化之糟粕的揭露和批判有余，而對傳統文化之精華的發掘和弘揚不足，往往把封建時代的文化錯當成了封建文化而加以批判，甚至說了不少過頭話(如錢玄同主張廢除漢字)，就像毛澤東批評的那樣，犯了形式主義的錯誤。第二，在對待西方文化上，沒有處理好西化與現代化的關系，誤把西化當成了現代化，認為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走西化的道路，用陳獨秀的話說：中國“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采用西洋的法子，不必拿什么國粹、什么國情的鬼話來搗亂”。第三，在對等中西文化的關系上，對文化的時代性和民族性缺乏全面的認識，只重視中西文化的時代落差，而很少領會中西文化的民族特征，往往以時代性的比較取代了民族性的分析。由于在時代性上，中國傳統文化幾乎比西方近代文化落后了整整一個時代，因此其比較的結果是中國文化百不如人。第四，由于客觀(形勢)和主觀(認識)的原因，“五四”人大多具有一種急功近利的情緒，對解決中國問題的艱巨性和復雜性認識不足，以為只要輸入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前期)，或引進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后期)，中國的問題就迎刃而解，而缺乏長期啟蒙的思想準備，缺乏對有關問題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認真研究，沒有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對馬克思主義往往持一種教條主義的理解，這給后來的中國革命造成了非常嚴重的消極影響。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我們承認“五四”有它的局限性，但不能以此而否定它的歷史意義。與局限性比較，“五四”的歷史意義是第一位的。這是我們評價“五四”應持的基本態度。

　　紀念“五四”的現實意義

　　記者：五四運動已經過去90年了，不同時期的人們對“五四”有不同的紀念，在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的今天，我們又該如何紀念“五四”？

　　鄭大華：正如我們談話的主題所揭示的，我們紀念“五四”，就是要繼承“五四”，超越“五四”。首先就繼承而言，我們要繼承“五四”的愛國主義、解放思想和民主與科學的精神。當然，由于時代的不同，環境的變化，其具體內容也會有所差異。比如，五四時期的愛國主義的具體內容，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以阻止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的協定上簽字，挽救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而當今的愛國主義的具體內容，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積極投身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自覺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貢獻自己的力量。解放思想，也不是像五四時期那樣，是“從傳統求解放”，“從西方求解放”，而是進一步從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理解中，從對西方價值觀念的迷信崇拜中，從舊的條條框框、舊的習慣勢力、舊的政治經濟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堅持改革開放，努力吸收世界上其他國家和民族的一切優秀文化和文明成果，把中國建設成為民主、富強、文明、和諧的國家。民主與科學，在五四時期更多是對它的思想、精神的宣傳和倡導，而在今天，除了要繼續對廣大國民進行民主與科學的思想啟蒙外，我們要把其重點放在制度的建設上，要與一切不民主、不科學，甚至是反民主、反科學的思想和行為作堅決斗爭。其次從超越來講，我們不僅要克服“五四”的歷史局限性，正確處理好破與立的關系，西化與現代化的關系，全面認識文化之時代性和民族性，加強對中國國情的研究，充分認識要在中國這樣一個既有古老文明、小生產者又像汪洋大海的國家進行思想啟蒙的艱巨性，而且還應該站在歷史的高度，總結自五四運動發生以來中國所走過的90年歷程，以一種更加開放的心態，重新認識“五四”，審視“五四”，使五四的精神和遺產得到進一步的發揚光大。

　　高力克：盡管五四運動距今已經90年了，但我們紀念“五四”，仍要繼承和發揚“民主”、“科學”、“愛國”等等“五四”的偉大精神遺產，這是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精神動力。我們今天尤其需要發揚“五四”思想解放的偉大精神，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經濟騰飛正是思想解放的偉大成果。實現中國的發展進步，需要我們不斷地解放思想，充分地激發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力。紀念“五四”，重溫“五四”，我們可以放眼世界，反思傳統，從中不斷地獲得改革開放的精神動力。21世紀的中國，仍然面對著百年中國現代化和文化建設的歷史主題。今天，我們需要回到接引世界現代潮流的“五四”，檢省中國走過的曲折的現代化歷程。回眸90年前的“五四”，我們今天面臨的既有百年中國現代化的老主題，又有新世紀轉型社會的新問題。繼承“五四”和超越“五四”，需要我們以開放的心態，在改革開放實踐中整合“五四”多元的精神遺產，超越“五四”的思想局限，以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迎來中國文化復興的偉大時代。

　　張寶明：20世紀的風云際會、世事滄桑使得五四精神隨著時代精神的變化而在每一個特定的時期都賦予了特殊的色彩。歷史的漸行漸遠不但沒有讓五四精神成為塵封的往事，相反，倒是歲月的沖刷讓五四精神積淀出了豐厚的精神內涵和豐富的思想價值。這也是我們為什么能在時隔多年后回首那場運動時仍然感到那么親切、直觀、生動、鮮活的原因。用“歷久彌新”這個成語來形容五四運動的意義和價值最為形象。五四運動提出的問題或說提出的命題不但是過去我們這個民族乃至人類關心的問題，也是當下甚至未來我們這個民族乃至人類關心的問題。我愛用“精神事件”這個詞來概括五四那一代人所做的工作。五四運動作為一個思想史上重大的精神事件，它架構在民族性和時代性的精神坐標上，其當代性和前瞻性不會因為歷史的遠去而發生位移，其歷史性和民族性也不會因為社會的變遷而黯然失色。必須看到，一個民族不能沒有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脊梁的鑄成則是由多個重大的精神事件作為質料的，而五四運動正是近代以來一代思想先驅以“鐵肩”擔當“道義”時裸露的精神脊梁。這也是我們今天重提五四運動之精神的根本所在。我們紀念“五四”的本意，不是為歷史而歷史，為過去而過去，而是為了現在和未來，并通過再現過去來映照未來。在中國現代性問題愈來愈受關注的今天，在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的當下，我們紀念“五四”，確實有其特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