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五四運動前后：從愛國青年到馬克思主義者

　　○何立波 張 哲(北京)

　　在中國現代史的進程中，五四運動不僅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而且是一場意義深遠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啟迪了人們的心智，影響了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對中國出路的思考和選擇。正是在五四運動中，青年毛澤東的思想發生了巨變，他由一般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并最終成長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新青年》雜志對青年毛澤東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913年春，青年毛澤東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簡稱湖南一師)。在湖南一師求學過程中，毛澤東目睹了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耀武揚威，看到了軍閥、官僚和財主們的橫行霸道，更看到了窮苦人在死亡線上掙扎和呻吟。面對這一切，毛澤東的心，一刻也無法寧靜，他常常思考和求索改變社會現實、解除人民痛苦的途徑和方法。

　　在這個時候，國內民主革命運動正悄然興起。1915年9月，也就是毛澤東在一師掀起“學潮”之后不久，提倡新文化、宣傳新思想的《青年雜志》(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創刊了。它沖破軍閥的文化封鎖，傳到三湘大地，也傳到了湖南一師，喚醒了許多正在沉睡的人們。

　　當時，湖南一師教授楊昌濟為這個雜志寫文章，還向學生們推薦這個雜志。毛澤東后來曾對斯諾回憶說：“《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志，由陳獨秀主編。當我在師范學校做學生的時候，我就開始讀這一本雜志。我特別愛好胡適、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模范。”“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天除上課、閱報以外，看書，看《新青年》；談話，談《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問題。”

　　1917年3月，毛澤東將自己撰寫的《體育之研究》投向《新青年》。這篇署名為“二十八畫生”的文章以暢快淋漓的文風、邏輯嚴密的章法博得了陳獨秀的贊賞，陳獨秀將這篇文章全文發表在《新青年》上。毛澤東閱讀了《新青年》以后，頭腦受到了新思潮的猛烈沖擊，觀念發生了激劇變化，他深深感到，要想救中國，就必須進行根本改造。這便是毛澤東后來在《新民學會會務報告》中所說的考慮“如何使個人及全人類的生活向上”問題的發端，也是后來成立新民學會的最初思想動因。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學會在湖南長沙蔡和森家中成立。新民學會在毛澤東等組織和領導下，以戰斗的姿態登上了中國歷史舞臺。此后，學會的主要會員，大都在“改造中國與世界”的革命實踐中，逐漸鍛煉成為勇猛急進的無畏戰士。如蔡和森、何叔衡、陳昌、張昆弟、羅學瓚、向警予等革命先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成立新民學會，是毛澤東學生時代最重要的社會活動，是他在湖南一師求學時的“杰作”，也是他開始革命實踐的第一步。通過新民學會，毛澤東將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集合在自己的周圍。他們早年是毛澤東砥礪品行、切磋學術的同窗學友，后來又是從事革命活動的親密戰友，并為革命事業奉獻出自己的智慧、赤誠、直至熱血和生命。

　　第一次到北京，迅速朝著馬克思主義方向發展

　　新民學會成立后不久，1918年6月，毛澤東從湖南一師畢業了。那時剛好有鼓吹留法勤工儉學的印刷物傳到了湖南。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是在法國留學過的吳玉章和蔡元培等發起的。他們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法國政府從中國招募了大批華人去法國做工，認為青年學生們也可以去法國半工半讀，于是組織了“留法勤工儉學會”，號召中國學生去法國勤工儉學。毛澤東與蔡和森等人于是在湖南大力發動、組織大批青年，先北上保定或北京預修法文，然后坐法國郵船的四等艙從上海去法國。毛澤東說：“我覺得我們要有人到外國去，看些新東西，學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學問，拿回來改造我們的國家。”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促進了湖南與北方新文化運動的聯系，而這一運動的又一成果，是后來從這些學生與工人中間產生了一批革命干部。

　　8月19日，毛澤東與羅學瓚、張昆弟、李維漢、羅章龍、蕭子升等24名青年到達北京，隨即會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從事赴法勤工儉學的準備工作。在北京組織留法勤工儉學的工作是艱辛的，生活也是艱苦的。當時他們每人每月只有幾塊錢的生活費，雖然毛澤東已經將自己的生活標準降到了很低，但是就這幾塊錢的生活費還是很難解決。10月間，經在北京大學當教授的楊昌濟的介紹，毛澤東認識了當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館長)的李大釗。李大釗安排他到圖書館當一名助理員。每天的工作除打掃衛生外，便是在第二閱覽室登記新到的報刊和前來閱覽者的姓名，管理15種中外報紙。雖然每月薪金只有8元，但也能夠糊口了，而且還能夠在圖書館里讀書，毛澤東非常高興。毛澤東充分利用這里的學習環境，工作之余，廣泛閱讀各種書籍報刊，研究各種學說。更為難得的是，他和李大釗朝夕相處，從李大釗那里借來許多馬克思主義書籍閱讀，并利用工作之便經常向李大釗請教。毛澤東正是在這時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他后來回憶說：“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北京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大學人才薈萃，又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校長蔡元培遵循“自由思想、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各種思想、學術在這里爭奇斗艷，新文化運動漸漸進入高潮。這種氛圍，是毛澤東當時在湖南根本無法接觸到的，這讓他非常興奮。他在這里讀到許多過去從未讀到過的書刊，接觸到許多過去從未接觸過的人物，還積極參加北京大學的兩個學術團體。一個是1918年10月14日成立的新聞學研究會，由《京報》社長邵飄萍發起組織并主講有關辦報的業務知識。這對他以后創辦《湘江評論》很有幫助。另一個是1919年1月成立的哲學研究會，由楊昌濟、梁漱溟以及胡適、陳公博等人發起組織，它的宗旨是“研究東西諸家哲學，渝啟新知”。

　　毛澤東親眼見到了新文化運動中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動，也結交了一些名人學者。他在湖南一師時就常讀他們的文章，這時自然不放過當面請教的機會。他組織在京的十幾個新民學會會員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適座談，“談話形式為會友提出問題，請其答復。所談多學術及人生觀問題”。對陳獨秀，毛澤東是崇拜的，認為“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

　　毛澤東的抱負和才干得到李大釗的贊賞，他認為毛澤東是“湖南學生青年的杰出領袖”，親自介紹他加入少年中國學會、新聞學研究會和北大哲學研究會。在北大期間，毛澤東多次聆聽李大釗的講演，閱讀李大釗的文章，這對他的思想變化具有重要影響。他后來回憶說：“我對政治的興趣越來越大，思想也越來越激進。”

　　1919年3月12日，毛澤東離開北京，途中轉道上海送別了蔡和森、蕭子升等湖南青年登船赴法。之后，他決定回湖南去。

　　1919年4月6日，毛澤東帶著許多剛剛學到的新思想和活動經驗回到長沙，住在修業小學。他的同班同學周世釗在這里任教。經周世釗推薦，校方聘請毛澤東擔任歷史教員，每周上6節課。工資不高，但毛澤東覺得這樣也好，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同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加強聯系，直接投身到社會活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