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愛國青年到馬克思主義者

　　湖南學生聯合會和《湘江評論》等期刊雖然已被封禁，但一批積極分子仍然在毛澤東領導之下開展秘密活動。首先是驅張運動。1919年11月，湖南學聯發出“再組宣言”，繼續開展各種活動。這時，在北洋軍閥內部，直系和皖系起了激烈的沖突。直系的吳佩孚在進攻湖南時本是很出力而且有“功勞”的，但湖南省長兼督軍的位置卻被皖系的張敬堯占去了。駐在常德的馮玉祥，對張敬堯也表示不滿。

　　毛澤東認為張敬堯已處于孤立的地位，驅逐他出湖南的時機已經成熟。現在只要人民組織起來，行動起來，就可以達到驅張的目的。首先就是學生和教育界有組織的行動。于是，毛澤東領導新民學會會員們立即召集學聯積極分子，商量發動全省學校總罷課，聯絡省內省外力量開展驅逐張敬堯運動。經過日夜緊張活動，結果，全省各校學生一致罷課，表示反張。全省罷課實現之后，以新民學會會員為領導核心的學生界教育界組織“驅張代表團”，分頭到北京、衡陽、常德、上海、廣州等處活動。

　　1920年初，直、皖兩系的斗爭更加尖銳化了。5月下旬，吳佩孚率部由衡陽北上，經長沙去武漢。原在湖南的譚延闿、趙恒惕趁機前進，向張敬堯節節進逼。張敬堯的部隊不戰而潰，他也于6月11日從長沙倉促出逃。這是湖南人民運動的一個大勝利。毛澤東親自指揮，籌劃了這一次反軍閥的運動。他認為這個斗爭就是許久以來大家所宣傳、發動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官僚強權、反對賣國政府的斗爭；就是愛國運動和改造社會運動的一項實際行動，也是對付和改造當時湖南環境的一個必要行動。

　　1919年12月18日，毛澤東率領驅張代表團到達北京，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為了要求撤辦張敬堯，毛澤東率領的驅張代表團在京先后進行過7次請愿活動。毛澤東還作為請愿代表，義正詞嚴地向國務總理靳云鵬提出了驅張要求。毛澤東的名字頻頻出現在報上各種驅張通電和新聞里，他的社會活動能力和政治才干越來越引人注意。病重在床的楊昌濟特地致信當時任廣州軍政府秘書長、南北議和代表的章士釗，推薦毛澤東和蔡和森，說：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

　　毛澤東還特地拜訪了他的老師李大釗，向他匯報了湖南青年運動的情況。李大釗為進一步引導毛澤東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特意向他推薦了一批有關共產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中文書籍，其中有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節譯本和柯卡普寫的《社會主義史》等。受李大釗的影響，毛澤東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有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很注意報刊上發表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特別留心搜尋和閱讀當時能夠找到的為數不多的中文版馬克思主義書籍。那時，和毛澤東交往密切的鄧中夏、何孟雄、羅章龍等舉辦的“亢慕義齋”(“亢慕義”是德文“共產主義”的譯音)，油印了劉仁靜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毛澤東于1920年2月間給在湖南的陶毅的信中說：“即我，歷來很懵懂，很不成材，也狠(很)少研究。這一次出游，觀察多方面情形，會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覺得這幾種問題，很有研究的價值。”李大釗推薦的這些書，對毛澤東世界觀的轉變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促使他樹立起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第一次在北京時毛澤東已經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此次赴京更建立了他對這個偉大學說的完全的信仰。從這時起，他就毫不猶豫地、大踏步地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大道。

　　這一時期，毛澤東對留俄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他寫信給新民學會留在長沙的朋友們，計劃組織赴俄勤工儉學。但他自己當時仍堅持暫不出國，愿意在國內自己研究各種學問，特別是對中國的情形加以實地的調查、研究，并以長沙為基地。

　　1920年4月1日，湖南改造促成會在上海成立。這是一個尋求如何改造和建設湖南的群眾性政治團體。由彭璜、毛澤東等新民學會會員發起，由旅滬的一些新聞界、教育界人士組成。毛澤東決定到上海，同彭璜率領的驅張代表團會合，商討下一步的行動計劃。上海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商討湖南建設問題。毛澤東同彭璜等幾經討論，草擬了《湖南人民自決宣言》，在上海的《天問》周刊及《時事新報》發表。6月11日，張敬堯被逐出長沙，湖南政局發生重大變化。如何在湖南建設民治這個新問題，立刻被提到湖南人民的面前。14日，毛澤東在上海《申報》上發表了原先寫好的《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這個月內，毛澤東還接連在上海《時事新報》上發表《湖南人再進一步》、《湘人為人格而戰》、《湖南改造促成會復曾毅書》等文章，闡明他的主張。毛澤東深深感到，張敬堯走了，還會有新的張敬堯回來。根除的辦法是廢除督軍、裁減兵員，以“推倒武力”統治；以銀行民辦、教育獨立、自治建設及保障人民權利等，達到“實行民治”的目的。這樣做的先決條件，是“湖南的事，應由全體湖南人民自決之”。他認為，一省一省的問題解決了，將來合起來便可以得到全國問題的總解決。

　　陳獨秀這時也在上海，正同李達、李漢俊等籌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毛澤東向陳獨秀談了“湖南改造促成會”的一些計劃，征求意見。陳獨秀同毛澤東談了很多馬克思主義的內容，并以一個共產主義者熾熱的革命情懷感染了毛澤東。從這時起，毛澤東轉變成了一位信念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十多年后他同斯諾談話時還提到了此次談話對他一生的深刻影響：“陳氏的堅決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腦海里，成為我一生轉變的原因。”“在我的生活中，這一個轉變時期，可以說陳獨秀對我的印象是極其深刻的。”

　　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和行動上已經成為了堅決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回到了長沙。這時，他在長沙從事革命活動的范圍一天天擴大，更加深入了。為了有一個落腳點，必需有一個社會職業。毛澤東于是受聘作了湖南一師附小的主事(即校長)。同時兼作湖南一師校友會(包括已畢業的舊同學)的會長。不久以后，他又破例被聘請為湖南一師國文教員。

　　回長沙后，毛澤東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參加者有新民學會會員、湖南學聯干部和個別進步教員。會員都讀《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書，研究俄國革命、第三國際狀況等等，并結合中國和湖南的革命實際，經常開會討論。

　　1920年8月間，毛澤東又聯合一些同志和教育界進步人士組織“俄羅斯研究會”，發起留俄勤工儉學運動，使湖南一些進步青年得以到蘇聯留學(其中有任弼時、蕭勁光等)。10月，毛澤東在湖南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許多新民學會的會員入了團。此后新民學會便逐漸結束了活動。會員中間也起了分化：少數人落伍了，個別的后來成了反革命者；但大部分始終前進的分子，在毛澤東的影響與領導下，成為了共產主義者。毛澤東的這些革命活動，都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同時為建立共產黨做了各種準備。

　　1920年12月底，蕭子升從法國回國，帶來蔡和森于9月16日寫給毛澤東的長信。蔡和森在信中詳細闡述了成立共產黨及其國際組織之必要，主張“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于1921年1月21復信說：“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毛澤東給蔡和森的回復，態度鮮明地表達了他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信仰。他說這是“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選擇。40年后，他對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說：“革命不是哪里想干不想干的問題，我最初就沒有想過干革命的問題。我那時當小學教員，當時也沒有共產黨，是因為形勢所逼，不能不干。”

　　五四運動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正如毛澤東所說的：“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毛澤東在五四運動前后的活動正為湖南成立共產黨在思想上、干部上準備了條件。

　　(《黨史縱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