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產階級的金棍子”】

　　到了1958年，姚文元從“棍子”進而成為“惡棍”。這位27歲的“文壇新秀”，批判的鋒芒直指一大批文壇老將：駁巴金，批馮雪峰，斗艾青，罵丁玲……

　　姚文元的“棍藝”被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市委常委張春橋看重。

　　1963年初，來自北京的“女客人”江青悄然南下。江青要以上海為“基地”，打造“現代京劇”(也就是后來的“樣板戲”)，而當時柯慶施提出“大寫十三年”，與江青一拍即合。江青明確地對柯慶施、張春橋說：“我支持‘大寫十三年’！我來到上海，覺得非常親切。上海的‘氣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當作‘基地’！” 張春橋則被柯慶施派去協助江青建立“基地”——抓《智取威虎山》、抓《海港》。

　　姚文元成為“大寫十三年”的熱烈鼓吹手。1964年3月，他分別在《收獲》和《紅旗》雜志發表兩篇長文，貫徹柯慶施、張春橋的意圖：《反映最新最美的生活，創造最新最美的圖畫——關于現代劇若干問題的研究》，《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長——談話劇〈年青的一代〉》。

　　“女客人”對于上海這個“基地”非常滿意，1965年春節剛過又來上海。這一回，她找張春橋完成一篇重要的“大批判”文章，而張春橋則向她推薦了姚文元。姚文元騎著自行車來到上海錦江飯店。于是，江、張、姚多次在此秘密討論，寫作那篇“重量級”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誠如江青后來所吹噓的：“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

　　1965年11月10日，《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發表，全國震驚。這篇“宏文”揭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從此，姚文元被稱為“無產階級的金棍子”。受江青“提攜”，進入“中央文革小組”。

　　姚文元接二連三地發表長文，寫了《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批判中共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寫了《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批判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寫了《評陶鑄的兩本書》，批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連同那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四評”是姚文元進入高層的“奠基”之作。姚文元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張春橋)。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姚文元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1970年8月，陳伯達在廬山會議上倒臺之后，姚文元接替他成為全國的“輿論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