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川：電影先驅還是愛國投機分子？

　　從始至終，《南京！南京！》這部片子一直被激烈的爭議聲包圍著。在爭議旋渦中，陸川以近1.7億的票房傲然晉身中國導演的“億元俱樂部”。38歲的陸川如何獲得“成功“？這個月里，他又經歷了怎樣的一場蛻變？當影片公映的熱潮退去之后，帶著許多疑問，記者再次坐到了陸川的對面。

　　記者·張守剛 北京、上海報道 攝影·川制作供圖

　　5月23日，陸川站在上海影城的一座放映廳的臺上，雙手交錯。在高高的穹頂的襯托下，巨大銀幕前的他顯得有些瘦削。

　　臺下坐著近300多人，這是《南京！南京！》迎來的第一批日本觀眾。顯然，他們的情緒還沒有從剛才大屠殺極端暴力的黑白影像中解脫出來，現場氣氛平靜而壓抑。他們的眼神中有哀傷，更多的是驚異。

　　這批日本觀眾與陸川的交流并沒有劍拔弩張，1個小時中沒有出現激烈的質疑，這跟國內白熱化的批評浪潮形成強烈反差。《電影世界》雜志封面文章質疑“《南京！南京！》是否又一次愛國主義投機”，來自他母校北京電影學院的教授崔衛平，措辭嚴厲；“拿這樣立場和邏輯雙重混亂的影片，放在亡靈面前，是想讓他們安息還是不得安寧？”

　　當然，還有民間的大量評論，他被視為“喪失底線”、“喪心病狂”，甚至被說成“文化漢奸”、“投機主義者”。公映末期，這種批評聲音似乎突然被釋放了起來，愈加猛烈。

　　21日的深夜，我與陸川往復發了一個小時的短信，想約他深談一次。中間我問他，你看到崔衛平教授對你的批評了嗎？許久，收到他的回信，其中充溢著悲壯感：“能被自己電影學院的老師當做異類綁上火刑柱，是我的光榮。中國要走向進步，必須多一些我這樣的異類，去觸碰禁忌。”

　　隨后，我們約定上海見面。

　　一場夢寐以求的混亂

　　5月23日下午2時，上海影城一層大廳。我發短信給陸川，我到了。

　　1分鐘后，陸川向我走來，他一身深色休閑打扮，白色的襯衣領子最上面兩粒扣子開著。他迅速將我迎進旁邊的一家咖啡間，那里，十幾位日本記者正圍攏在一張桌子旁，聽這位青年導演講述《南京！南京！》。

　　我坐在了他身后，看著他不是很渾厚的肩膀。2年前，我在北京展覽館第一次見到他，他的身后是《南京！南京！》的大幅海報，上有紅色“不許可”警示字樣。他解釋說，這是早年軍方秘密檔案上的字樣。

　　觸碰禁忌，這讓陸川毀譽參半。他的宣傳團隊把他“屏蔽”了起來，偶爾，他從記者采訪中能感受到自己遭受的非議，他的父母朋友給他發短信說“你要堅強”，那些一直為這個片子保駕護航的“大朋友”提醒他：你不要回應。

　　實際上，他對這場空前的爭議了然于胸。他的信箱里曾經收到一封匿名郵件，有人在里面恐嚇他說：“我要殺了你，殺了你全家”。博客留言上，更是大量的謾罵與攻擊。就連80后的蔣方舟，也在電視節目中殺氣騰騰地質問：陸川，我為什么沒看到你所說的那種抵抗？

　　他明白自己回不去了。“再也不像《可可西里》那樣，是一邊倒的支持聲音。那時候，否定的聲音大概是1%吧。”似乎，對那段日子他開始有點眷戀。

　　從全社會公測的角度，他的團隊認為這部電影得到了中國觀眾50%的支持，15%的反對。但這個數字，在他的反對者崔衛平看來，是很不靠譜的，“反對者肯定不是這么低”。

　　有一種典型的質疑聲音說，陸川，你鉆進日本士兵的軀殼里，替日本人替代性反思，但日本人自己會不會去反思？“我覺得，靠嘴說是沒有用的。我的電影可以走到國際，走到日本，引發他們反思。很多東西只能靠時間證明。”

　　他很少急扯白臉跳出來跟人辯駁。“回想起來，4年之前，我跟他們是一樣的。但現在，我看了4年的資料，有了變化，我用電影傳達了這種變化。我不能要求沒有閱讀過史料的觀眾，跟我一樣思考問題。”

　　陸川在軍校學習期間進行過戰史研究，他發現，戰場上不是那么二元對立的，就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樣。“對廣島的原子彈必須得炸，我是支持的。但我不明白，德累斯頓為什么要炸？為什么出動5000多架次，用燃燒彈轟炸一個不設防的民用城市。一夜之間，16萬人搞掉了。”

　　他對戰爭打著問號。于是，他拍攝《南京！南京！》的時候，決定必須從人性的角度探討，這才是能被全世界理解讀懂的東西。他堅信，這是“唯一正確的方式”。

　　學者雷頤曾撰文嚴厲批評他，標題是“失去底線的陸川”。這次，他總算給了一次回應：“我的底線是真實，就是我不能去說謊。”

　　他也曾放言，自己最大的野心就是要把《南京！南京！》放到日本去，影響日本觀眾，甚至“讓他們成群結伙地來中國道歉。”這句話很有憤青的色彩，我很好奇，他內心，對日本人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情感？

　　他的回答部分印證了我的猜想。“懷有激烈情緒的人，都不了解當代的日本人。他們不也是人嗎？你痛恨日本侵略軍，要和當代的日本人區別。”

　　當天下午，有個日本女記者對他說，我好想劉燁能活下來，他好帥啊，為什么讓他死得那么早？“她都跟我聊這些了，跟個小女孩似的，我怎么跟她嚷嚷？日本在中國真的被符號化了，我就是要把這個符號去掉。我反對的，是極右的那批人。”

　　影評人、策劃人譚飛認為，陸川引起很多人的反感，跟他的姿態有關系。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等三大導演從威權時代而來，陸川則是中國向公民社會的轉折過程中成功的，他應該更坦然地面對來自公共界的批評，而不能把一些攻擊的言論歸之于蓄謀的一部分人。

　　他建議：“陸川有野心，他在按照大師的模子走，但也不能心急。”

　　無論如何，陸川這次講述的大屠殺故事陌生，令人驚異。他成功制造了一場混亂。這場混亂，將他推到了一個聚光燈強射的焦點中。其實，很多導演對此夢寐以求。

　　從與不從之間

　　陸川一邊玩弄手中的N95手機，一邊認真應付著《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等眾多日本記者的問題。雙方也在小心翼翼地試探。其中一個問題是：“中國有些媒體罵你？你委屈嗎？”

　　陸川心里說，功課做得不錯呢。“這部電影最牛的地方就是在中國和日本兩個國家都會有很多人要罵，這證明了電影的偉大。在中國電影市場，爭議的聲音把電影罵過了一億六；拜托在日本上映的時候，你們也多罵點。”現場的記者大笑。

　　憑借這部有爭議的沉重題材的電影，陸川晉身億元導演俱樂部。剛剛38歲，他多么有理由內心膨脹，在他前面是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等老牌導演的大名。

　　有段時間，他對過億有著巨大的渴望，想想都會興奮。他曾號稱如果票房過億，他就去裸奔。他還曾狠狠地丟出一句話：“如果它不過億的話，我說一句不負責任可能也會得罪人的話，不是我的責任，不是導演的責任了，可能要去想是不是別的問題。”

　　票房過億的那天，他身體沒有出現預想的強烈反應，他對此也感到奇怪。“我也高興，但不是由衷的，我似乎在附和著別人的一種情緒。”之前，很多人看到電影首映式那天，陸川激動得不能自抑，他背對觀眾，肩膀在哭泣中輕輕抽搐。

　　《南京！南京！》的宣傳營銷總監黃斌，之前曾負責《無極》、《梅蘭芳》等大片的營銷，他的意見是：在目前的中國電影市場，影片內容是否成為“National Topic”(國家話題)，對票房來說是最重要的事情。這次，陸川顯然做到了這一點。

　　從張藝謀到馮小剛，所有億元票房的電影，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娛樂大制作。陸川這次的路數迥異，這似乎印證了馮小剛評價他的話：陸川不愿拍商業片，但愿意走紅地毯。

　　這句話開始流傳的時候，陸川剛離開華誼兄弟。他當面向馮小剛求證，馮斷然否認說過此話。

　　南都周刊記者：一方面你不愿做一個電影流水線上的螺絲釘，另一方面又很享受聚光燈與紅地毯上的眩暈感？

　　陸川：你前半部分說對了，后半部分不對。聚光燈與紅地毯，這兩樣東西值錢嗎？我想贏得繼續拍電影的空間和權利。

　　南都周刊記者：進入億元俱樂部之后，你還擔心會失去這個權利？

　　陸川：我總覺得，好像隨時會失去這個機會，我很焦慮。做導演隨時會有一部片子摔得很慘，我一直在警惕。

　　像每個導演一樣，陸川在商業片與文藝片之間也在躊躇，內心在搖擺。很直接的，這種搖擺來自于對市場與褒貶的反應。“那些罵我的人，花一晚上時間就可以寫一篇文章。我們是用4年時間來拍一部電影。我們花4年時間，就為了糟蹋我們的國家和民族一下嗎？”

　　不過，仍然有人認為陸川并沒有成功。著名影評人程青松對本刊記者表示，陸川動用的是整個民族的公共記憶資源，近1.7億的票房并不高，而大量加印的拷貝更是大大提高了成本。

　　質疑讓他有暫時的挫敗感。這個問題顯然觸到了他的痛處，他的語調越來越高。“沒必要跟自己過意不去。沒必要跟大家過意不去。我們從了，我們就從了吧！我們跟社會從了，我們就拍一些‘你好我好大家好’的閑俗電影。我們別找大家煩了。我從了還不行？”

　　按照原來的計劃，在《南京！南京！》之后，他會拍一部輕松的歌舞片。但是在23日的上海的那天，面對日本媒體蜂擁而來的時候，他突然感到了一種“意義感”，覺得自己做對了。他覺得，自己并沒有做錯什么，只是超前了一點。

　　他又突然決定，不想從了。“我的名譽在經歷了這次之后，已經不再重要了。后來我看了帖子，我基本上被罵成萬人嫌了。我卷入這種一種爭議，一場啟蒙運動，我覺得是最大的幸運。”

　　然后，他又加了句：“我不會從的，你放心。”

　　這是很陸川式的反應。《南京！南京！》的制片人覃宏認識他4年多了，在他看來，外表柔弱儒雅的陸川是最不像導演的導演，看起來就像個文藝青年。“但他對電影充滿了斗志，誰都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