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從來不是我的敵人”

　　貼身陸川的半天時間里，有個問題被日本記者重復提問。“聽說這部電影被選為建國60周年的獻禮作品，你對此怎么評價？”

　　這個提問的潛臺詞是：《南京！南京！》不過是中國政府的官方作品。陸川顯然明白這一點。他如此解釋：我的制片方已經預感這部電影在中國市場會有爭議，他們會想辦法保護這個電影。這是中國特色的做法，有爭議的東西，必須先找一個保護傘。

　　他早就深諳體制的秘密。

　　“我從來不把體制當做我的敵人。”陸川說。在他沒出來做電影之前，經常跟一些導演一起聚會，喝酒聊天，在其中他發現，這些導演在需要體制的時候，就利用體制，不需要的時候，就在外邊大罵體制。“他們在內心深處，并不相信體制。”

　　陸川大學畢業后，最早去的是軍事機關。他發現，其實中國的體制架構下，所有構成都是人，是人在運轉著。他不把體制看做是固化的一成不變的東西，當他有個想法的時候，他想的是溝通。“大家在中國生活都不容易，我沒有必要去踩什么來抬高自己。”

　　從根子上，他并沒有去反感這個體制。他不認為這個體制會讓他做壞電影。

　　這種立場從在他做電影的過程中，一步步生成為他的經驗。在他看來，《可可西里》也是部真實的電影，沒有謊言，但也被通過了。當年審查的時候，他還沒有獲得說服體制的機會。他的制片人王中磊，在辦公室等待審批的結果，焦慮萬分，最后的結果讓他們有點意外：一刀不剪，通過。

　　“即使在管理最嚴格的體制內部，也期待著講真話的電影出來。”他說，“我這一生，都要做的就是去符號化的工作。”

　　在拍攝前期，為了得到支持，他甚至進了趟中南海。他的制片人覃宏說，這個片子從最開始到現在，一切都是非常規的。本來按照一般的程序，電影的立項只需要經過電影局。《南京！南京！》因為涉及大屠殺的敏感題材，還要中宣部和外交部等幾個相關部門的同意。

　　陸川回憶，最傳奇的就是2006年12月份，晚上11點多，他和覃宏被一輛車接進了中南海，見了一位關鍵人物。這是陸川第一次進中南海，也是《南京！南京！》的生死轉折點。

　　到了審片期間，他挺怕，有幾場戲特別不想被刪掉，比如大屠殺后的祭祀，第一次審的時候有人說日本人戲太重。但到了最后的意見上，只是說長度縮一下。“我能感覺到，很多人在保護這個片子，沒有這一雙雙手去擋在這個片子上面，它一定是千瘡百孔。”

　　《南京》這一路做下來，他從體制得到的東西很多。“如果我真是一個孤膽英雄，這個電影做不下來。投資從哪里來？三平(韓三平)除了賺錢的片子，他也想拍又賺錢、又有思想性的片子。”

　　為了達到目標，陸川表現出驚人的說服能力。有個《可可西里》劇組成員曾說，有一陣子陸川想找他幫忙，他害怕自己接了電話就會被陸川的口才說服，硬是挺著不肯接陸川電話。

　　陸川對自己的口才也很自信，“這是當然的”。他提醒我，他要說服的人，每天都要見很多他這樣的說服者，比如韓三平，每天想說服他投資的人有多少？他觀察了陸川這個劇組六個月，才決定來投資這個電影。韓三平當時手頭有5個這樣的劇本，《拉貝日記》還是他一個老同學推薦給他的，按理說他應該拍那個戲。“但他還是選擇了我。”

　　說服他們的方式，一個是靠嘴，一個是靠干活。《可可西里》把一幫人帶上山，把事情做成了，《南京南京》停拍了好幾次，還是把事情做成了。陸川說，他內心有“別人沒有的強大愿望”。

　　在黃斌看來，這種說服其實首先是說服自己。“他首先得讓自己先亢奮起來，才能讓別人也亢奮。我跟他在一起的那些天，他每天像打了雞血一樣，每個月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

　　“對這些資金代表來說，他們每天都在見騙子，各種各樣的小騙子，呵呵。”他生動地描述說，像韓三平這樣的人，每天都要見各種各樣眼里滴著淚花，聲嘶力竭地闡述自己電影理想的人，而陸川，不過是其中一個而已。

　　“所以，你覺得光嘴說有用嗎？”陸川反問我。

　　聚光燈后的另一面

　　在跟300多名日本觀眾做了50分鐘的交流之后。他到影城旁邊的酒店里接受了一家日本電視臺的采訪。他熟練地整理下上衣，又捋了捋頭發。笑著說，自己長得不太靠譜。

　　攝像師示意他坐到該坐的位置，他擺了擺手。“你先把燈光調好，我再過去。我拍片的時候，最煩的是就是燈光師，有的時候要調一個小時，我會很著急。”

　　幾盞燈光照射下的陸川，臉上已經很平靜。

　　在聚光下，在幕后，陸川的形象有什么不一樣？有才華、有野心、善于說服、認同體制、有堅韌力，陸川似乎就是這么一個人。但我曾看到一些他的原搭檔出來“揭發”，他導演技巧不算很強、野心大只想利用人、忘恩負義、會推脫責任等等。

　　于是，我還是向陸川拋出了那幾個敏感的問題。

　　南都周刊記者：聽說《可可西里》劇組的人，后來很多都不愿意跟著你干了？”

　　陸川：這個說法是不顧事實的。《可可西里》團隊的很多人，都在《南京》劇組里，比如攝影師、制片主任、我的助手??一大批人。

　　南都周刊記者：也走了一些人？

　　陸川：一個團隊也有不合作的，那個人合作一半我把他撤職了。當時的媒體單單采訪了他，他在媒體上發出的謾罵是很恐怖的。張國燾跟毛澤東還不合作呢，大多數人紅軍將領還不是跟著毛澤東到了陜北了？

　　陸川并非職業導演，進入電影這行之前，他在軍隊待了8年。對于拍電影這件事情，他有很多特別草根的想法。“我4年拍了一個《南京！南京！》，我就喜歡拍戲這口。我特別草根，如何在體制內舒服地活著，我不是很在意。”

　　從《尋槍》到《可可西里》，再到《南京!南京！》，十年磨出三部電影，陸川的韌勁即使是他的反對者也不得不佩服。他做客一個電視節目的時候，跟主持人何東回顧了自己的心緒。“這一路把作品留下來，回頭看的時候，你可以解釋說你拍這個是這樣，拍那個是那樣。但是如果這些作品都是你用心寫的話，你會發現它其實梳理出一個挺清晰的形狀，這個形狀就是你的靈魂。”

　　真的有“靈魂”嗎？有人斷然否定。資深影評人程青松稱看不起他的電影，“他有大量的投機取巧，包括在技術上的。”一位曾跟他夜里喝酒的朋友尚可在《電影世界》評價說，“你到處都能看出裝酷的秀才、自戀的文人以及不顧一切向上拍的野心家的狐貍尾巴。他認為使出渾身解數來表現最崇高和最時髦的命題就能征服世界。”

　　盡管如此，尚可也承認陸川已經成為一個可怕的角色，他有足夠的頑強堅持他必須要堅持的東西，也有足夠的聰明妥協他肯定要做的妥協，他還有足夠的鑒賞力判斷什么是文藝，什么是崇高，什么是牛逼。

　　他的反對者崔衛平發問說：這個荒腔走板的人，為什么有人會為他承擔經濟風險，甚至政治風險？

　　你很難界定這種“野心”是不是好事。如果沒有野心，陸川也許永遠走不到這一步。這種野心踏平了很多看似不可能的障礙。比如最早拍《尋槍》，好多人說，陸川這小子厲害，把姜文都拿下了。“我就直接找他，把本子給他了，完全沒有考慮自己身份卑微或者怎么樣。”他承認，自己有時候是無知者無畏。

　　這種狀態依然在持續。半天接觸的時間里，我能感覺到他自信心的膨脹，他已經不是兩年前的那個充滿忐忑和焦慮的陸川了，特別是這一個月。“變得成熟了。哦??你知道，這是多么巨大的一個變化。”他低聲說。

　　跟這群日本觀眾交流的間隙，他拉我坐到咖啡間的另一張桌子上。又說了句：我爭取讓奧巴馬也看這個電影，讓日本首相也看這個電影。

　　尾聲

　　南都周刊記者：再過20年。陸川這個名字會代表著什么？

　　陸川：(沉思)希望是??獨特的，有責任感的，有深度的創作者。

　　這也許就是陸川。38歲，外表溫文爾雅，有堅韌力，自視電影草根，有才華并充滿野心，深諳體制的秘密并不把體制當成敵人。另一方面，他也被認為軟弱，裝腔，虛偽，投機取巧，用苦難的影像來諂媚世界。

　　他的合作伙伴黃斌說，陸川是很聰明的人，也是一個很理智的人。“他心里似乎有個開關控制器，控制自己的情緒，或者亢奮，或者壓抑。”

　　一個月中，他瘦了10斤。他瘦削的身體讓我想起他提到的蝴蝶意象。他在博客里說的這句話詩意盎然，卻又野心勃勃——蝴蝶沒有翅膀，依舊可以飛過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