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生活

　　我最有感情的是產業工人,卻一直沒有寫

　　我對產業工人是最有感情的,這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塊寶藏,一直沒有開發,也不敢開發。

　　我自己在梳理寫作與生活關系的時候,發現一個很大的矛盾,這個矛盾甚至是無法解決的。比如說,我真正最有感情的,也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塊寶藏,一直沒有開發,也不敢開發。一般來說,作家對什么最有感情就寫什么,我對產業工人是最有感情的,因為我母親是一個工人,我自小生活在工廠區域,從小就是在工人群中長大的,小時候吃飯都要到工廠里面去,我母親在車間的時候,我就要到車間里去吃飯,在水泥廠的那些粉塵當中吃飯,但奇怪的是,我從來沒有寫過一個表現產業工人的故事。

　　還有一點,從小時候到前幾年,我覺得我始終生活在底層中,生活在非常市井化的環境里,所以我很熟悉市民的生活場景。我寫《妻妾成群》的時候,是住在南京一個破樓里,是解放前就有的房子,這個破樓的周圍有很多1970年代下放到蘇北、1980年代回城的人搭的窩棚,這些回城的人員有一個非常奇妙的職業,都是鐵匠,所以我每天都是在“丁丁當當”的聲音當中寫作,但是,我也沒有寫這些故事。

　　后來我搬到另外一個居民小區,這個小區住了很多的回民,我記得我在這個小區住了近10年,到了第6年,鄰居才知道這個人是寫小說的,因為他看了《揚子晚報》,上面有一張蘇童的照片,他指著我說,你就是蘇童?以前我天天經過的時候,他們的印象是這個男人挺有力氣的,因為我負責買米,一買就是20斤,我會提著米從這里走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這個作家的生活跟窗外的世界確實是分開的。

　　文學與生命

　　對我來說,文學是救生船

　　文學對很多人來說是渡船,過了河就沒用了。但對我來說,文學是救生船。

　　現在仔細一想,寫作這個行當,真的像一種交通工具,像一艘船,對很多人來說,她像一個渡船,他渡過河對岸,船就沒有用了,他就不搭這個船了。

　　大家知道,文學現在影響甚微,甚至有點邊緣,但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中原的某幾個省,文學會給我們帶來什么樣的福祉?你只要在小說月報上選摘一篇小說,你就可以當上縣作協、文聯的主席,如果被選了幾篇,可以當上地區的主席,所以寫作有一段時間是被利用了。對于有些人來說,是渡船到了岸邊,他們就該下船了。而我個人覺得,它是一艘救生船。

　　也許,我夸大了寫作對于生命的意義,但是,我一直相信這么一句話,好像是美國的學者布盧姆在《美國精神的封閉》里說,寫作這個行業從來不會讓一個人變得更好,當然也不會讓一個人變得更壞,但是,寫作最大程度教會了一個人品嘗和利用孤獨。不要把孤獨當做一種負面的情緒,所謂寫作,不就是品嘗和利用孤獨嗎,一個人的孤獨,很可能是一千個人的孤獨；一個作家的孤獨,很多是社會化的情緒。

　　先鋒與傳統

　　往后退一步,我還能寫什么?

　　“先鋒”這個詞本身是挺美好的,但是離我自己的寫作非常遙遠,非常模糊。

　　現在在高校或者在評論界,都說蘇童是一個“先鋒派”的作家。那是因為在1987年到1988年之內,我留下的文本帶有強烈的實驗性。我自己解釋,我那時候就是一種破壞秩序的心態。這是最原始的動機,這個動機無所謂好壞。“先鋒”這個詞本身挺美好的,但是離我自己的寫作非常遙遠,非常模糊。

　　我覺得有兩件事讓我思考到底我應該寫什么樣的小說。我還在當所謂“先鋒小說家”的時候,有一個江蘇的同事非常瞧不起我,別人都在夸我,他卻狠狠地批評我。他的理由非常簡單,他說蘇童,你的小說不稀奇,要人物沒有人物,要故事沒有故事,你不是存心讓人看不懂嗎?還不如寫一本天書。我從來沒有在你的小說里頭讀到一個故事,從來沒有看到你塑造過一個形象,為什么要讀你的東西?我當時還挺謙虛的,這么尖銳、不留情面的話我都聽進去了。另一次是我約馬原寫篇小說,大家知道馬原是先鋒小說的“帶頭大哥”,他給我回信說,我最近正想寫一個古典的小說,我未來如果給你一部小說,一定跟原來的小說都不一樣。當時他說的這個“古典”用詞并非是現在的“古典”,我知道他的意思,他其實是要離開所謂的“先鋒”寫一個非常“老實”的傳統的小說。同事的批評和馬原的那封信給我非常大的啟發,我確實很好奇,以前我們對創作的要求是前進、前進、前進,當時我覺得我有一個新的想法,往后退,往后退一步,退兩步,我還能寫什么?所謂“退”就是寫我們的傳統小說。《妻妾成群》正是在這么幾個背景下的產物。

　　●記者訪談

　　蘇童:我一直在探索“人性之難”

　　新作《河岸》我扛起了那個時代的壓力

　　記者:有些作家寫作是因為一種思想,還有一些是因為一種情緒,甚至是一個突然的念頭。你的新作《河岸》寫作的緣起是什么?

　　蘇童:寫《河岸》是源于我對于河流的感情。我父母都是江蘇揚中人,這是一個四周被河流環繞的沙洲。每一個男孩,在十三四歲的時候都必須跨過這條河,到旁邊的上海、蘇州去打工,我父親也是這樣。等我們全家搬到了蘇州,又是一個水鄉,我還記得我們家住在蘇杭大運河旁邊,蘇州到常熟的船每天都從我家門前經過,這構成了我對河流最初的印象和感情。

　　我一直都想寫河流,在之前寫的散文《河流的秘密》里涉及到了河流,但這個想法其實并不清晰。直到前幾年我帶女兒回蘇州去看寶帶橋,這座橋和我記憶中的已經完全不一樣了。但是那天,我看到了8艘駁船組成的船隊,我已經很久沒有看見過駁船了,所以那個船隊一下子激發起我對童年的記憶,因此關于河流的想法越來越清晰,我要寫一個關于船隊的小說。

　　記者:外界對《河岸》的褒貶不一,有人認為它代表了你寫作的最高水平,而另一部分則表示“寫法有點舊”、“難以吸引人”。你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這部作品?

　　蘇童:我不是一個狂妄的人,所以很難說跟別人比怎么樣。但是我覺得《河岸》是我寫作生涯里最重要的作品。一個是因為《河岸》完成了我寫河流的夙愿,另一個原因是以前我寫作很任性,可以說是“性情之作”,我一直在躲避有壓力的東西,這也是為什么我的作品時代背景這個東西都是虛化的。但這次我把這些壓力都接住,扛住,不管接的夠不夠好,姿態是不一樣的。這次我是鄭重其事地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描繪1970年代,正如巴爾扎克所說,一部小說就是一部私人的民族史。這是這部作品對我來說最重大的意義。

　　記者:時代性確實是《河岸》區別于你之前作品的一個重要特征。雖然可以看出來你對那個時代是帶批判性的,但對于那個時代的描繪卻是興高采烈的?《河岸》把時代定位在70年代,對于出生在五六十年代的讀者來說可能很有共鳴,但對于年輕讀者,卻很難感同身受?

　　蘇童:表現時代也是我寫這部小說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沒有用很悲情的語調去寫,是因為那個年代本身就是歡天喜地地進行著悲劇。我當時只是一個小孩子,小孩子是沒有世界觀的,所以從我的視角來看,這個世界是興高采烈的。比如說那時候歡送上山下鄉的青年都是敲鑼打鼓的,像過年一樣,沒有人認為那是一件悲慘的事情。我寫作的狀態是矛盾的,一方面是感性的,是關于童年的記憶,但另一方面,作為一個作家,理性必然會介入,形成一種批判性。

　　關于讀者的問題,確實年輕人不能理解那個時代一些不用明說的背景。比如說“腐化分子”這個詞,對于那個年代的人來說非常熟悉,但年輕讀者根本不理解這個詞的含義,什么叫腐化墮落。我和出版社說,不要指望書賣得好,年輕人肯定對這些東西沒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