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中鉆研“偏門”

　　然而，解放初期的“三反”運動中，王世襄卻因其追尋國寶的“特殊經歷”而招來禍殃，被列為運動中要打的“大老虎”拘留審查。雖然后來被證明清白，但仍被開除公職。1957年又被劃為“右派”。“文革”中，已經55歲的王世襄被下放到湖北咸寧勞動，他在那里牧牛、放鴨、養豬、種菜、栽水稻……什么活都干過。這時的王世襄，除了鼻梁上那幅眼鏡還透著一絲文化人的痕跡，從神態裝束上看，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村野老夫。

　　逆境并沒有使王世襄消沉和絕望，他選擇了“堅守自珍”。他說：“我要做的事，一定是對國家、對文化有價值的，相信總有一天世人會認識真正的我！”他每天起早貪黑，鉆研“偏門”學問。經過幾年的潛心研究和艱辛勞動，刻蠟紙、油印、整理成冊，完成了數十萬字的著述《畫學匯編》、《清代匠作則例匯編》、《雕刻集影》等。

　　王世襄認為他一生中做的最有意義的事情有兩件。第一件事情是日本投降后為人民收回了幾千件國寶，這些國寶現在都藏在故宮博物院。第二件事情是編寫了文物研究著作《髹飾錄解說》。王世襄說：“《髹飾錄》是中國現存的唯一一本古代漆工專著。但全書文字簡略晦澀，且類比失當，極難解讀。過去此書唯一抄本遠在日本，后經曾任北洋政府代總理的著名學者朱啟鈐先生刊刻印行。他知道我有這方面的志趣，遂將此書交給我詮釋解說。”從上世紀50年代起，王世襄歷經30多年終于編撰完成，于1983年正式出版，1998年修訂再版。

　　1978年，王世襄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一樣，迎來了歷史性轉折。歷盡滄桑的王世襄十分珍惜時間，每天都夜以繼日埋頭鉆研，不斷有力作問世。1985年9月，王世襄推出《明式家具珍賞》，后來又出版《明式家具研究》。其著作不僅量大，而且涵蓋領域廣泛，諸如《中國古代音樂書目》、《畫學匯編》、《清代匠作則例匯編·佛作·門神作》、《竹刻藝術》、《中國古代漆器》、《中國美術全集·竹木牙角器》、《中國美術全集·漆器》、《北京鴿哨》、《中國畫論研究》等等，因此成為業界公認的詩詞家、書法家、火繪家、馴鷹家、烹飪家、美食家、美術史家、中國古典音樂史家、文物鑒定家、民俗學家……

　　灑脫不羈的大玩家

　　與王世襄有著70年交情的羅哲文說：“王世襄并不是人們想象中提籠架鳥、悠哉游哉的八旗子弟，而是把所玩之物當成一門學問來研究，這是王世襄和其他普通玩家的最大區別。”王世襄的過人之處在于，他玩物且研物，無論是市井大俗的“雕蟲小技”，還是深宅殿堂的“古玩珍品”，他都能發現蘊藏其中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回聲。

　　談起諸多玩好，王世襄如數家珍：“十來歲時我開始養鴿子。接著養蛐蛐，不僅買，還到郊區捉。也愛聽冬日鳴蟲，即野生或人工孵育的蟈蟈、油葫蘆等。鳴蟲養在葫蘆內叫，故對葫蘆又發生興趣。尤其是中國特有的范制葫蘆，在幼嫩時內壁套有陰文花紋的模子，長成后去掉模子，葫蘆造型和花紋文字，悉如人意。這是中國獨有的特種工藝，可謂巧奪天工，我也曾試種過。十六七歲學摔跤，拜清代善撲營的撲戶為師。受他們的影響和傳授，熬鷹獵兔，馴狗捉獾，忝得‘玩家’之名。”

　　好友郁風這樣形容王世襄：“他身穿黑布棉襖棉褲，頭戴‘老頭樂’帽子，腰間還系緊一條粗麻繩——那是為了懷里揣的裝小蟲兒的葫蘆不會掉下來。”可見蟈蟈和蛐蛐是他怎般的珍愛。為了得到愛物，他餐風飲露在所不辭；為了窮究玩物的底里，他與平民百姓交朋友，虛心請教，以求博洽多聞。沉潛既久，他于諸般玩技無不精通。隨“玩”而來的《說葫蘆》、《蟋蟀譜集成》、《竹刻藝術》等40余部著作，均為填補空白的開山之作。畫家黃苗子曾評價王世襄是“玩物成家”，書法家啟功則評價他為“研物立志”，王世襄卻謙虛地笑稱：“這些書是一堆不如一堆。”

　　王世襄一生把養鴿、研鴿當作所有玩好之最，從童年時就喜歡養鴿子，每日每夜惦記的都是它們，非常著迷。當年老師布置下來的英文周記，他一連數周篇篇言鴿。“當時老師很生氣，擲還作業，叱曰：‘汝今后如不改換題目，無論寫得好壞，一律P(即poor)!’”回憶起7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王世襄流露出頑童般的笑意。

　　后來住進了公寓樓，無法養鴿子成了王世襄最大的憾事，于是他換了一種愛鴿的方式，那就是研鴿并出書。幾年下來，他攜帶相機踏遍了北京的鴿市，去外地開會時也不忘逛鴿市會鴿友，還翻閱了沉睡在故宮書畫庫中的宮廷畫家繪制的鴿譜。經過多年積累，他編著了《北京鴿哨》、《明代鴿經·清宮鴿譜》等鴿書。一次，王世襄赴鄭州參加全國文史館工作會議，發現當地正在舉辦觀賞鴿大賽，他便興致十足地走進了鴿群。一個年輕人指著一對黑中泛紫的鴿子問王世襄：“您認識它們嗎?”“鐵牛!”王世襄脫口而出。年輕人激動不已，堅持要將這對幾近絕跡的名種鴿送給他。

　　至于收藏家具，他也有不少故事。“文革”期間，鄰居們時常見王世襄蹬著三輪車走街串巷地搜集舊家具，一次，在北京通州鼓樓北小巷一個老太太家，王世襄看到一對杌凳。那是明朝留下來的，無束腰，直根，四足外圓內方，用材粗碩，十分簡練樸質，他看了以后非常喜歡。老太太要價20元，便馬上掏錢，老太太見他沒還價，馬上改口不賣了。兩天以后，路過東四的掛貨鋪時，王世襄看見打小鼓的王四坐在這對杌凳上，覺得這回再不能讓這對杌凳“跑”了。可那天他恰恰忘帶錢包了，王四要價40，他連定錢也拿不出來。等他帶著錢回到掛貨鋪，杌凳卻已經被紅橋的梁家買走了。于是他輾轉去到梁家，想把這對杌凳買回來。誰知梁家兄弟就是不賣。王世襄鍥而不舍，一次不行，兩次，隔三差五到梁家買這對杌凳。為了買到手，他不斷地加價，歷時一年。他跑了二三十次，最后花了400塊錢，終于從梁氏兄弟手里把它買下來，這價錢正好是當初通州老太太要價的20倍!事后他說：“搜集文化器物總有一個經歷。越是曲折，越是奇巧，越使人難忘。”

　　最讓王世襄得意的要數那張“天下第一紫檀案”，是明末清初宋國仲祠堂里的珍品。當時有人告訴他，宣武門賣舊貨的那兒出了一張案子，沒有人買。王世襄到那兒一看，這么大的紫檀案子，太難得了！他當即花80塊錢買下來，興奮得直呼：“撿了個大便宜！”

　　在圈內，王世襄還是有名的“烹調圣手”，倍受大美食家汪曾祺的推崇。京城文化圈內流傳甚廣的故事，便是他應好友之邀，身背各色廚具，自行車上裝備好原料，親赴諸好友府上獻藝。“小時候，我家的家廚多是從各地請來的名師，我喜歡進廚房去看他們做菜。在他們的指點下，我常常上灶，煎炒熘炸，樣樣都行，一次做幾桌菜不以為是難事，還交了不少廚師朋友。”王世襄說。多年過去后，不少廚師都一直還認為王世襄是他們的同行，并不知道這個經常拿勺子笑哈哈的年輕人，真正的工作單位是故宮博物院。

　　王世襄有很多拿手菜，海米燒大蔥、雪菜燒黃魚、火腿菜心、雞片燒豌豆、糖醋辣白菜、羊油麻豆腐、面包蝦……一次老友聚餐，王世襄做了一個冷門菜：燜蔥，結果被大伙兒一搶而空。王世襄吃出了見識，晚年所寫關于美食的文字，亦獲美食家們的好評，并曾受邀擔任全國烹飪名師技術表演鑒定會特邀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