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聽了你們關于兩種不同民族主義的解釋，感到《中國力》應該屬于“保守的民族主義”。對于這一點，有些媒體還是感覺到了。我看到《長江商報》上有一篇評論這樣講到：“《中國力》強調，除了美國這個特例，英、法、德、俄、日都是靠中央集權實現崛起的。”但是，彼得大帝、俾斯麥、路易大王等固然是靠中央集權在歐洲大陸稱霸，與他們在時間上有所交集的康乾盛世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單純鼓吹中央集權無異于原地踏步，又能給當代中國多少啟迪？”文揚你怎么看待這種批評呢？

　　文揚：應該說這位批評者看得很仔細，思想也很敏銳，看到了《中國力》不同于一般宣揚民族主義書籍的地方。但是，對中央集權的的理解，對現代民族國家的理解，還是有一些問題。這里有幾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首先，我們確實在《中國力》中講到，除了美國這個特例，英、法、德、俄、日都是靠中央集權實現崛起的。但是，我們講的這個崛起，不是指一般意義上的國家變得強大，而是指這些國家是靠中央集權完成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我們在書中著重指出，在西歐各國和亞洲的日本，封建制度的解體、中央集權形成和資本主義的興起是一個三位一體的過程。中國從秦王朝開始，唐宗、宋祖、明太祖、康熙帝確實都打造過中央集權王朝的輝煌，但是，那僅僅是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跟現代民族國家沒有任何關系。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雖然必須通過中央集權的國家形式，但是中央集權不一定就是現代民族國家。中國的中央集權國家在兩千多年前封建制崩潰時就建立起來了，而中國的現代民族國家一直到抗戰結束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才建立起來。

　　其次，中央集權其實更多地是指一種國家結構形式，指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隸屬關系，主要相對于封建和聯邦這兩種制度而言。一個國家，只要不是封建制度和聯邦制度，大多屬于中央集權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央集權和單一制基本上是同一個含義。在政治學理論中，中央集權有不同的形式，君主專制只是中央集權的一種形式，在共和形式下的中央集權是另一種形式。我們在《中國力》中講，中國在辛亥革命后花了近半個世紀的時間摸索和奮斗，終于用共和的形式重建了現代的中央集權國家，就是說今天中國仍是一個中央集權國家，在國家結構的形式上跟法國等中央集權的共和國一樣。

　　第三，我們在《中國力》中講，中國在晚清沒落時錯誤地向美國學習，而沒有像日本、德國、俄國那樣用鐵血手段建立起現代民族國家，并不是說今天的中國要重走一兩百年前西方列強走過的道路。《中國力》中的這一段只是一個歷史敘事，只是總結歷史的經驗。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之后錯過了建立現代國家的機會，辛亥革命也錯過了這個機會。當中國一百多年前本應當像日本、俄國、德國那樣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時，中國走錯了路，中國后來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但是，歷史不能重來，中國今天也不可能重走一百多年前的路。我們談這段歷史只是以古鑒今，強調中央集權對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