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好比鐵篩，穿孔而過的是沙石，漏不掉的，好似堅硬瑰麗的雨花石。

　　當續(xù)寫中央特科傳奇的北京特科從歷史煙云走進燦爛霞光里的時候，那個被歲月湮沒默默無聞的英雄群體由朦朧、神秘而清晰崇高起來的時候，就如同掬一抔瑪瑙般的五彩雨花石，盡管歲月銳利如砂輪，有些東西卻是永遠打磨不掉的。

　　讓我們用靈魂諦聽80多年前那場烈馬長嘶、風云突變、大地震撼的時代激蕩，當年那些革命先烈的執(zhí)著追求，他們用鮮血和生命書寫的一段段英雄主義傳奇故事，在今天依然感人肺腑；他們的信念，他們的智慧，他們的膽量，他們的大無畏精神，不能不令后人敬仰。

　　——編者

　　年少志向高遠

　　1906年，潘文郁誕生在漢江邊上一座秀麗的小鎮(zhèn)——東津灣。襄陽自古物華天寶、人杰地靈，養(yǎng)育了一代名相諸葛亮，唐代大詩人孟浩然、張繼、皮日休，北宋著名書畫家米芾等歷史文化名人。受家鄉(xiāng)浸潤和滋養(yǎng)，潘文郁幼年好學善思，9歲的時候就天賦盡顯，提筆成文，700字的文章竟能一氣呵成。

　　1922年，16歲的潘文郁考入家鄉(xiāng)的湖北省立第二師范學校，在這里，他第一次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啟蒙者是正在第二師范學校任教的肖楚女。作為先進青年學生，聰慧的潘文郁深得肖楚女的賞識。肖楚女是在惲代英的引導下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的，他像一顆火種，把馬克思主義首次傳播到了襄陽。

　　一經接觸，馬克思主義就深深植入潘文郁的頭腦，他積極投身肖楚女在湖北省立第二師范學校領導的學潮運動。1923年，潘文郁轉入武漢共進中學讀書。

　　1925年，五卅慘案激起了湖北學生的極大憤怒。此時的潘文郁，已成長為學聯(lián)骨干。作為湖北學聯(lián)代表，潘文郁回到曾經就讀的第二師范學校，領導學運的開展。不久，他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很快，又宣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正是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基于國民革命的共同目標，共產黨員可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與其他共產黨員一樣，潘文郁也跨黨加入了國民黨。之后，潘文郁受中共武漢地委書記、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常委董必武派遣，回到家鄉(xiāng)襄陽從事黨務工作，身份是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特派員。

　　肖楚女在第二師范學校曾經啟動了建立黨組織的準備工作，潘文郁在肖楚女開創(chuàng)的基礎上，深入群眾中進行考察，從中發(fā)現(xiàn)具有反帝反軍閥和民主革命覺悟的人員，把在第二師范學校學潮中和聲援“五卅”運動中表現(xiàn)突出的方復生、孫承孝、高如松等人吸收為國民黨黨員，建立了鄂北第一個國民黨小組。接著，這批國民黨員又加入共產黨，成為鄂西北共產黨的基礎。

　　8月，在蘇聯(lián)支持下，莫斯科辦起了中山大學，也叫“孫逸仙大學”，招收對象是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國共合作失敗后的1930年夏天，中山大學宣布解散，前后歷時5年。潘文郁和胡伊默、伍修權等11名湖北選拔的學員搭乘蘇聯(lián)的煤船離開上海，于11月上旬到達莫斯科。

　　中山大學的首批學員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潘文郁是其中之一。當年，為國共兩黨培養(yǎng)了大量干部的學校只有兩所，一所是黃埔軍校，另一所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山大學里走出了“28個半布爾什維克”，鄧小平、烏蘭夫、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楊之華、楊子烈、施靜宜、趙一曼、左權等都曾經是該大學的學生。國民黨方面的蔣介石之子蔣經國，馮玉祥之子馮洪國、女兒馮弗能、馮弗伐，邵力子之子邵志剛，葉楚傖之子葉楠，于右任之女于秀芝等也都是中山大學畢業(yè)的。

　　初出茅廬，才氣逼人

　　當時的中山大學實際上還是蘇聯(lián)共產黨的一個黨團組織，所以，招收的共產黨員多于國民黨員。斯大林在聯(lián)共14次代表大會上發(fā)起的同托洛茨基分子的斗爭也在中山大學里上演，潘文郁堅定地站在聯(lián)共中央路線這邊。他的俄文水平也得以鍛煉和提高，被選拔為課堂翻譯，在大學里開始小有名氣。一年后，受聘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擔任俄文翻譯。

　　1928年6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蘇聯(lián)莫斯科召開。因大革命失敗后，國內白色恐怖嚴重，會址不得不選在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zhèn)的一個鄉(xiāng)間別墅里秘密召開。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

　　這次會議是潘文郁革命生涯的一個里程碑。出席“六大”的142名代表中，有53名是被指定參加的代表，潘文郁是其中之一。潘文郁既是會議代表，又兼做翻譯，為大會筆譯和整理了很多文件和資料。

　　在代表大會正式開幕前，斯大林召集部分代表和五屆中央委員談話，6月14、15日，布哈林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召集“政治談話會”，潘文郁先后為周恩來、瞿秋白、蘇兆征、蔡和森、李立三、向忠發(fā)、項英等中共領導人作俄文翻譯。他的俄語水平和工作實績等受到周恩來等人的贊賞，潘文郁由此留在莫斯科工作，擔任“六大”期間在莫斯科成立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秘書長。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位于蘇聯(lián)境內的領導機構，是中共在共產國際設立的常駐代表團，共產國際通過該代表團指導中國革命。

　　這年年底，潘文郁奉命回國，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負責主持中宣部日常工作，并擔任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及《布爾什維克》的副主編，為刊物撰寫了大量重要社論及文章。這期間，他還參與籌建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工作。

　　《紅旗》自1928年11月20日創(chuàng)刊，到1930年8月20日�？�，共出版了126期，目前已發(fā)現(xiàn)潘文郁以“問友”的筆名為《紅旗》撰寫社論、評論、時事論文共64篇。他還在《布爾什維克》、《黨的生活》等刊物上發(fā)表了很多文章，有些文章長達數(shù)萬字，從中不難看出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修養(yǎng)和革命才華。特別是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潘文郁成為李立三的得力助手，他不但是李立三的左膀右臂，還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fā)的“文膽”，在擔任向忠發(fā)的秘書階段，他代向忠發(fā)起草了長達九千字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告全體同志書》。

　　1930年7月成立的中共中央總行動委員會上，年輕的潘文郁當選為委員，理想追求和人生價值都達到了高峰。然而，正當此時，一場黨內政治斗爭使潘文郁的人生從巔峰跌入低谷。

　　篤信馬列，再度為黨工作

　　1931年，白色恐怖持續(xù)籠罩著中國大地。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在這一年命運多舛，內部矛盾和與共產國際之間的紛爭不斷。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取代李立三，潘文郁被從上海調到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當宣傳干事，這才有了他落難北平的遭遇。

　　這年的6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fā)被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逮捕，寫下自首書后的第三天被處死。隨即，中共軍委干部胡章原投敵，導致中央宣傳部負責人羅綺同和中央監(jiān)察委員楊匏安等16人被捕。羅綺同自首叛變，楊匏安被殺害。

　　緊接著，中央北方局(后改稱中共順直省委)軍委書記廖化平在天津被捕，也向敵人自首，致使包括北平在內的河北省委所屬的許多機關遭到破壞。此時，潘文郁在河北省委負責地下聯(lián)絡工作。7月21日，他奉命到北平西交民巷附近的文宣公寓秘密接頭，因不知地下機構已經被廖化平出賣而落入國民黨北平特務機關手上。

　　初到北平就落入敵手，已經讓潘文郁感到意外。然而讓他感到更加意外的是，廖化平叛變后投靠了軍統(tǒng)，出賣了黨組織，并親自參與了對他的審訊。潘文郁來自于上海的黨中央，又頗具知名度，廖化平很清楚他的根底，潘文郁想與敵人斗智斗勇，否認自己的中共黨員身份已經不可能。于是，審訊室里，他坦然承認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

　　潘文郁的被捕，引起了黎天才的注意。黎天才原名李渤海，是前共產黨人。1927年10月，他在中共北京市委書記任上被張作霖的奉系軍閥逮捕，酷刑折磨加上灌糞湯，他招供了，更名改姓投靠奉系并取得張學良的信任，擔任國民黨北平市公安局政訓部秘書和北平憲兵司令陳興亞的秘書長，惜才的張學良拜這個北京大學的文科高才生為師。

　　黎天才雖然叛變了中共，幫助敵人勸降被捕的革命同志，但他在張學良身邊也做了不少對中共有利的事，比如他利用權力，令警察不強行干預北京民眾的游行活動，變相幫助中共發(fā)動的群眾運動。他久慕“大秘書”潘文郁的大名，于是利用職權保釋潘文郁。在黎天才的勸說和特務的威逼下，對前途感到渺茫、又想做學問的潘文郁填寫了自首書，然后登報聲明脫黨得以獲釋。8月28日，潘文郁被中共開除出黨。

　　脫黨后，潘文郁思想極為苦悶，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初衷不改，內心希望為國家為民族再做一些有益的事，于是他埋頭翻譯馬克思的《資本論》，還在鮮明地抵制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馮庸大學任教。

　　這期間，賞識潘文郁的戴笠也曾派人邀潘文郁去南京工作，被他婉言謝絕。

　　潘文郁的進步行為引起了北京特科的注意，特科調查了潘文郁被捕后的表現(xiàn)，認為他雖被脅迫白首，但拒絕供出黨組織，更不跟隨特務去指認工作關系，并且繼續(xù)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陳賡曾對北京特科創(chuàng)始人吳成方傳達周恩來的指示精神：特科與陰險、狡猾的敵人打交道，在不損害黨的利益的原則下，什么方式都可以采取，要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人為黨工作。

　　此時，新成立的北京特科急需人才，潘文郁被黨開除的灰色身份更有利于參加特科，吳成方派特科成員周怡去做潘文郁的工作。周怡是中共北平地下通訊站的聯(lián)絡員，后長期工作在周恩來身邊。潘文郁明白了周怡的來意后，內心多少有些遲疑。周怡儒雅瀟灑，待人溫和而真誠，化解了潘文郁心中的疑慮和恐懼。潘文郁表示愿意重新為黨工作，只要黨還信任他。

　　潘文郁見到吳成方后，吳成方認真分析了當時形勢，指出：北京特科是在上海中央特科遭受滅頂之災，特科成員遭逮捕、殺害的情況下組建起來的，環(huán)境遠比過去惡劣得多，各地共產黨人大批被屠殺、關押，你在敵人手里有案底，再回來工作，風險可能比以前還大，要有心理準備。

　　對于這個問題，潘文郁已經嚴肅地思考過了。從蘇聯(lián)回國后，他得知中央特科不少同志被捕被殺，幸免于難的也都遠避他處。這個時候逆潮流而動，無疑是冒著生命危險的。但出于對馬克思主義的執(zhí)著信仰和對中國共產黨的向往熱愛，潘文郁在脫黨兩年多后，又重新回到了革命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