銜命臥底“剿總”

　　重新為黨工作，讓潘文郁從里到外都變得明朗起來。他在特科指導下逐漸改變書生氣，有意識地在待人接物中培養深藏不露的練達和城府，以適應情報工作的環境。

　　為了保護潘文郁，北京特科指定在北平特別市公安局工作的特科成員楊青林單線與潘文郁聯系，潘文郁搞到的情報都經楊青林轉交黨組織。

　　得知戴笠托人找過潘文郁，特科成員肖明指導他與戴笠拉上了關系。戴笠邀請潘文郁去南京做客，潘文郁欣然前往。不出所料，戴笠想拉潘文郁進入軍統工作，潘文郁按照特科叮囑，對戴笠說，“奉系中的老朋友已經收留了我，不好這么快就棄舊就新。”戴笠見留不住潘文郁，只好約定今后可以合作，互相交換情報。

　　黎天才是東北軍里非同凡響的人物，他被張學良任命為奉系東北憲兵教練處中校教官等職。潘文郁要搞軍事情報，少了黎天才不行，為此，潘文郁與黎天才保持著密切的關系。“九一八”事變爆發后，黎天才盡心竭力幫助張學良，在東北搞起了情報網，得到張學良加倍重視和重用，被調到張學良身邊工作，委以北平綏靖公署參事職務。

　　“九一八”事變后，張學良逐漸傾向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張學良向黎天才詢問共產黨當前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等問題，并向黎天才索取對中共的態度和對策等。黎天才已經脫黨多年，無法回答張學良的問題，于是把潘文郁當救兵討教。

　　潘文郁立即把情況匯報給特科，吳成方意識到這是一個好機會，于是指導潘文郁告知黎天才一些黨的情況，并且幫助黎天才給張學良提建議當參謀。接觸中，黎天才意識到潘文郁背后有中共組織支持，兩人心照不宣，彼此各取所需。

　　1934年1月，張學良從歐洲考察回國，被蔣介石任命為豫鄂皖三省“剿總”副司令，代行總司令職務。黎天才擔任了“剿總”政訓處的少將副處長，他迎合張學良對共產黨革命理論產生的興趣，順勢把潘文郁作為馬列主義學者推薦給張學良。于是，潘文郁化名加入了張學良的東北軍。

　　張學良很快喜歡上了年輕精干的潘文郁，他的博學和見解也讓張學良折服，張學良把化名潘東周的他從北平調到武漢徐家棚“剿總”司令部，潘文郁從此留在張學良身邊工作。

　　黎天才在“剿總”司令部里設了一個機要組，自己任組長，把信得過的人安插在里面，他安排潘文郁當了機要組的中校秘書，這個崗位幾乎可供他無遺漏地獲取“剿總”的軍事情報。

　　張學良對工農紅軍前四次反“圍剿”取得勝利感到不解，特別是他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后，從東北軍抽調了八十多個團的兵力，“圍剿”鄂豫皖根據地，卻被徐海東領導的紅25軍打得落花流水，他很困惑，不論是武器還是裝備，紅25軍都遠遠不如他的東北軍，卻讓他的“圍剿”計劃一敗涂地，他認為有必要對紅軍何以如此強大作一番研究。同時，他這樣做可能也有自己的小九九，能不能聯共抗日呢？

　　張學良責成黎天才搜集有關紅軍的資料供他分析研究，以了解紅軍的內幕。黎天才知道潘文郁能完成，于是把任務交給了他。潘文郁在北京特科的支持下，組成了一個編寫班子，把紅軍一些能公開的資料，諸如武裝理論、建軍歷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共人物、重大事件等排成詞條，按著詞典的編纂體例，只用了一周時間就編成一本小冊子，取名《匪情辭通》，張學良審閱后非常滿意，親自寫了序，印刷下發后，他也隨身帶上一本，不時翻閱。潘文郁順理成章地被黎天才推薦，成為了張學良的老師。

　　張學良學習馬列很認真，潘文郁講解得也很用心，張學良開口閉口稱潘文郁“老師”，當著別人的面也是如此。潘文郁贏得了張學良的尊敬和信任，也就獲得了為黨工作的便利條件，他借機把蘇聯塔斯通訊社北平分社記者、共產黨員劉尊棋引薦給張學良。劉尊棋與潘文郁同在中共順直省委宣傳部工作過，作為蘇聯塔斯通訊社北平分社的記者，劉尊棋如果能順利采訪張學良，將對促進張學良反蔣抗日有利。劉尊棋從北平趕到武漢見到張學良的時候，潘文郁正在給張學良講課，張學良指著身旁的潘文郁給劉尊棋介紹說：“這是我的老師，他在教我學習《資本論》。”

　　身份暴露

　　到張學良身邊后，北京特科交給潘文郁的任務一是爭取張學良，二是獲取軍事情報。

　　1934年1月下旬，蔣介石鎮壓了與他決裂的國民黨第19路軍后，重又集結兵力對中央蘇區展開進攻。國共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開始進入決戰時期。進入10月，反“圍剿”戰斗愈來愈慘烈。蔣介石軍隊向美、英、德、意等國大量借款購買武器，并聘請外國軍事顧問和專家，用于直接進攻中央蘇區的兵力達50萬人，蔣介石親自坐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直接指揮這次“圍剿”。張學良被任命為“剿總”副司令。

　　第五次“圍剿紅軍”的行動中，潘文郁將“接觸”到的“剿總”軍事機密，及時傳遞給北京特科，北京特科又及時電告中共中央，或者設法通過秘密交通傳到蘇區。所以，第五次反“圍剿”初期，紅軍經常不失時機擺脫危險境地，轉敗為勝，潘文郁的情報起了重大作用。

　　但由于中共臨時中央繼續推行軍事冒險主義，提出“御敵于國門之外”的錯誤方針，致使紅軍連續作戰近兩個月，未能御敵于蘇區之外，以至反“圍剿”后期完全陷入被動地位。身在敵營的潘義郁每天看到和聽到中央紅軍失利的消息，內心焦急萬分，他一方面緊張地關注戰事，一方面加緊搜集機密情報。

　　此時，北京特科派楊青林專程到武漢秘密會見潘義郁，索要敵人的兵力部署和戰役行動等機密情報。戰事愈是緊迫，就愈凸顯情報的重要性，前幾次反“圍剿”之所以能“用兵真如神”，起關鍵作用的是情報。蘇區紅軍屢戰失利，此時敵兵已突破蘇區外圍，開始向中央蘇區腹地廣昌進犯了，他何嘗不想把“剿總”所有的機密文件作為“炮彈”，都提供給紅軍呢？

　　楊青林此次到武漢，是北京特科新的負責人李光偉派去的，這之前，特科創始人吳成方、肖明和周怡等相繼被調離了。

　　潘文郁看著面前的大量文件，內心做著抉擇，這些都是他經手的機要組機密軍事情報，對激戰中的中央紅軍無疑都是有價值的，自己一個人在辦公室抄寫，條件不許可，最好能帶回家讓妻子廖素丹幫著抄寫。可是，這樣做的風險很大，一旦被發覺，身份必然暴露，可是，不帶回家抄寫，就不能盡快交給楊青林帶回。

　　最終，他決定冒一次險。憑著他在“剿總”的表現，他有把握既把情報搞到手，又不被身邊人察覺。趁著夜色，他把機密文件悄悄帶回家，和妻子一起晝夜抄寫。由于文件太多，黎明來臨的時候，還是沒能抄寫完畢，而楊青林又必須當日往回趕。潘文郁心一橫，把抄寫完的文件連同沒來得及抄寫的文件原件一股腦兒交給了楊青林，其中一份原件詳細印有“剿總”所屬部隊番號、兵力、駐地，以及團以上主要軍官姓名等情況的文件，那是豫鄂皖“剿總”的核心機密，只發給“剿總”長官及直屬的各廳、處、組。潘文郁手里那份是他負責存檔保管的。他知道這份文件的重要性，反“圍剿”指揮官可以通過它確切了解敵部的兵力和分布情況，只是文件長，來不及抄寫了。

　　就是這份機密文件導致了潘文郁的暴露和犧牲。楊青林離開武漢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離開蘇區，開始長征。

　　第五次反“圍剿”期間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執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政策，不僅導致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喪失，也使黨的白區工作損失重大。楊青林帶著密件回到北平不久，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機關遭到駐北平的憲兵三團毀滅性的破壞，20名特科成員遭逮捕。憲兵三團逮捕特科成員賀善培的時候，在北平西城南千章胡同15號他的家里搜出了大量情報材料，其中就有那份核心機密文件。

　　文件先是到了憲兵三團團長蔣孝先的手上，又火速報到了南京蔣介石那里。這份文件本該在潘文郁負責保管的機要組的文件柜里，卻跑到了北京特科成員的手里，潘文郁很可能是“共諜”。

　　蔣介石的震怒可想而知，他急電張學良，同時還把從北平查獲的密件作為確鑿證據發給張學良，要他把共諜潘東周押解去南京法辦。但張學良不愿意被人指責他賞識和重用的人通敵，他正要去南京參加國民黨四中全會，于是帶上潘文郁去了南京，以表對蔣介石命令的尊重和服從。會議期間，張學良得知潘文郁的嫌疑雖然很大，但并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他是中共臥底，案件還在調查中。于是，會后他又把潘文郁帶回武漢。

　　張學良一方面是太惜才，另一方面是重義氣。事發后，他對黎天才說：“我張某從不出賣自己的部下。”南京又來電催促他交送潘文郁的時候，他致電蔣介石，請求從寬處理潘文郁。為了掩人耳目，也為了防止特務暗殺潘文郁，他命人從機要組辦公室把正在工作的潘文郁帶走，保護性地限制在司令部自己的官邸里，囑咐手下，食宿給予方便，相對給些人身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