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和術應該分開。學是你創造的一套理論，術是學到人家的技術。

　　◎國外有成就的學者講的都是自己的思想，不是別人的思想，這樣才能產生大師。

　　◎編一些統一教材，完全沒有必要，應該讓老師充分發揮學術功力和智慧。

　　———湯一介

　　為何錢學森先生說“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東西”，就是說為何生長大師的土壤如此貧瘠？這是一個嚴肅的命題。

　　我們帶著這個問號采訪北京大學湯一介先生。湯一介是國學泰斗湯用彤先生的后人，季羨林、任繼愈先生的學生。作為中國教育界和學術界世紀風云變幻的親歷者，湯一介對上述問題的思考很有見地。

　　為學術而學術，沒有金錢追求，才可能產生大師

　　羊城晚報：湯教授，去年學術界去世的學者中，有不少是您的朋友吧？

　　湯一介：有些人是我的朋友，有些人是我的老師。季羨林先生和任繼愈先生都是我的老師，我聽過他們的課。

　　羊城晚報：學術界很有成就的人一個個都不在了，他們不肯接受被稱為大師。我們對他們的最好的紀念，恐怕就是要完成他們的心愿，努力營造起可以產生大師的好的學術環境。想請您談一談，什么才是產生大師的時代條件。

　　湯一介：我覺得人文學科要產生大師必須有三個條件。一是他要有濃厚的國學基礎，他必須對中國自身文化有深刻理解和同情的態度；二是他必須對世界上的各種重要的學術潮流有廣泛的知識和自己的思考；三是他必須非常關注學術自身，而不是把學術作為其它的工具，比方說作為政治的、賺錢的工具。只有堅持不懈地為學術而學術，才有可能產生大師。

　　羊城晚報：為學術而學術，這是曾經被嚴肅批判的理念，您現在重提它很有現實意義。為什么現在的學術環境被認為不能產生大師？

　　湯一介：三個原因吧。第一，我們的學術被割斷了相當長的時間，至少有三四十年吧，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過去的學術文化全部成為批判的對象；第二，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們對世界學術發展的形勢不了解，沒有學術交流。僅有的交流也只是同當時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進行的，是完全聽命于蘇聯的教條主義；第三，上世紀80年代以后，我們雖然進行了改革開放，可是發生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很多學者把學術作為爭奪地位和金錢的工具，不斷發生的學術腐敗就是證明。所以，非常遺憾，從上世紀50年代以后，到現在為止，我們的學術土壤不適宜產生真正的大師。

　　羊城晚報：您作為國學大師湯用彤先生的兒子，您父親身上有著作為一個大師的哪些最主要的品質？

　　湯一介：他就是為學術而學術，沒有對金錢的追求。

　　在自由環境之下，學術才能真正發展

　　羊城晚報：現在有人提出要取消大學的行政級別，實現學術治校。如果這樣，什么樣的學者適合做大學校長？什么樣的學者適合為學術而學術？您父親在當北大副校長時，抓的是基建。當這個官他不快活，對他的學術也沒有好處。您對此深有體會吧？

　　湯一介：我覺得作為大學校長，跟作為一個學術大師并不能等同起來。因為大學校長應該是有學術眼光的領導者，他的任務是能夠培養、提拔、任用學術上非常有成就的學者，幫助其在學校里認真做研究。至于這些有潛力的學者能不能成為大師，主要是看他是否符合我上面所說的那三個條件。

　　羊城晚報：胡適先生當年聘請您父親到北大當教授成為美談，似乎作為大學校長要有這樣一種眼力，能夠辨識什么人具備成為未來大師的潛力�，F在還有這樣的大學校長嗎？

　　湯一介：現在的校長們很苦呵，他要聽上面的，自己不能夠作主。比方說，過去國內外好多大學并沒有統一的教材，也沒有統一的課程要求。我父親教過四十多門課，都是他自己的教學提綱，按他自己的想法講。你看國外有成就的學者講的都是他自己的思想，不是別人的思想，這樣才能產生大師�，F在據說還在編一些統一教材，完全沒有必要，應該讓老師充分發揮學術功力和智慧。我認為學術不能有指導思想，只能百家爭鳴，在自由的環境之下，學術才能得到真正地發展。最重要的是大學校長和各級領導要信任學者，你得放手讓他們來發揮他們自己的思想。

　　“胡適沒因立場不同而不聘請我父親”

　　羊城晚報：教育界有一種看法，認為現行教育制度已經成為禁錮學術自由成長的很重要的因素，您對此有何看法？

　　湯一介：教育制度存在很多問題。比如教育引導的方向比較急功近利。為什么學校一下擴那么大？就是想更快地取得成果。其實學術不可能更快地取得成果。各個地方都在爭著建立大學，其實你想想我們有那么多能力、有那么多老師、有那么多資金辦好大學嗎？沒有。一些地方辦大學不是真正為了學術，而是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吧。

　　羊城晚報：有一個情況想請教您。從資料上看，我們中國學術論文的發表數量之多在世界上排第二位，可是其中80%的論文引用率非常低，差不多為零。看起來似乎學術繁榮了，可這種繁榮掩蓋了什么樣的問題？

　　湯一介：很多論文就是為了評職稱。硬性地要求大學老師有多少篇論文、多少本著作才給他評職稱，這是非常錯誤的。剛才談到胡適聘請我父親的事情。我父親 1922年回國后，先是在東南大學當教授，后來胡適看到他的文章，就把他聘到北京大學來了。那時他一本書也沒有，只有幾篇文章，而且胡適跟他是不同的兩派，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之一，而我父親是“學衡”派的重要成員。胡適沒有因為他們的立場不一致而不聘請他。恰恰因為他的學術，就那么幾篇文章，他就可以在北大當教授，當系主任，而且在胡適離開北大之后委托他代為管理大學。如果按現在的條件，我父親那時還不夠格當教授。

　　“這就是為什么發生信仰危機的原因”

　　羊城晚報：為什么中國學者論文的引用率那么低？

　　湯一介：大概情況是，有些論文只是把國外的學術思想翻譯過來就得了，沒有新的創造，人家干嗎要引用你的呢？所以我常常講，學和術應該分開。學是你創造的一套理論，術是學到人家的技術。我們學人家的技術還是快一些的，比如造汽車，這個比較容易，也容易產生GDP�？墒窃诳茖W理論上沒有創造，都是跟著人家的理論跑。人文社會科學用的也都是人家的理論。

　　羊城晚報：追求GDP和追求學術自由有矛盾嗎？

　　湯一介：GDP當然也重要，但過分看重就把別的東西消解掉了。GDP是一種工具理性，追求經濟不斷發展，它削弱價值理性，使人文沒有價值了，這就是為什么發生信仰危機的原因。

　　羊城晚報：是不是在學術界教育界提出一個價值理性的問題，正是對逝者的最好的紀念？

　　湯一介：對。

　　又是清明。懷念的天空早已飄落起紛紛揚揚的雨絲。濃霧中，先哲們拈花一笑而去，那一轉身攜走的似有還無。

　　我們為何悵然若失？為何急于撿拾起那一片片失落的記憶？因為先哲們帶走了屬于時代的智慧，也留下了無言的警示。